劳动人口增长速度减缓

　　据联合国的预测，未来几年总体人口抚养比（需要抚养的人口，即儿童和老人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将会见底回升，因此这些担忧似乎正在成为现实的威胁，使人们对中国保持其最重要的制造基地地位的能力产生严重怀疑。此外，工人工资的持续上升以及普遍预期的人民币升值都将成为新的障碍，不断挤压中国出口商已经十分稀薄的利润率，并降低它们的国际竞争力。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其人口特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最初的二十年里，久违的和平带来了一个高出生率、死亡率不断下降的时期，为人口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1970年后，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出台，出生率开始大幅下降。而随着出生率继续保持在低位以及平均寿命的延长，金字塔的“重心”将会上移。最终，总体抚养比，即以儿童（0-14岁）和老年（64岁以上）人口之和除以劳动人口（15-64岁）将会见底回升。这意味着每个单位的劳动人口负担的消费人口越来越多。据联合国的估计，中国的总体抚养比将在未来五年达到最低点并开始回升。

　　GDP增长与人口增长出现背离

　　理论上，劳动人口可以看作“从事经济活动”人口和“不从事经济活动”人口之和，而前者又可以进一步分为“有工作”和“无工作”两类。只有劳动人口中的积极从事生产活动的“有工作”者才对经济增长有直接贡献。虽然GDP和就业增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联性，而且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GDP和就业人口增长之间也存在着较弱的关联性，但是自从九十年代初以来，这一关联性就完全瓦解了。在劳动人口强劲增长的情况下，劳动力的“量”一方面造就了大量就业工人，但是真正促进劳动生产率发展的是劳动力的“质”，它促进了生产的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

　　过去二十年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清楚地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但劳动力供应数量发挥的作用却相对较小。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受到了中国政府自198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经济结构转型的推动。具体而言，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包括：其一，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活动的转移（即从农业向城市制造业的转移；其二，人力资本投资——生产率的提高还得益于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导致的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其三，资本深化——生产率的提高与高储蓄率下持续、强劲的投资增长导致的资本-劳动力比率的上升有关；其四，技术创新的经济结构转型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机提高作出了贡献。

　　关键问题是未来十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是否还有大幅提升的空间，或者说劳动人口增长不可避免的减速是否会阻碍强劲的经济增长。

　　劳动生产率仍有持续提高的潜力

　　目前，部分观察人士的一个普遍观点是在起源于农村地区的经济改革持续了三十年之后，因劳动力从低生产率活动到高生产率活动转移而导致的生产率提高中，那些“触手可及”的果实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一点我们不敢苟同。

　　在中国，第一产业和其他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差很大，这意味着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转移可以造就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的潜力。具体而言，自2000年代初以来，二、三产业（即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力的生产率一直保持在第一产业（即农业、其他农业活动）的4.5-5.0倍的水平。事实上，与以前相比，2000-2009年这十年间第一产业和其他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

　　目前，第一产业在中国就业总人数中所占比例仍然过高，说明农村和农业的劳动力过剩仍然十分明显。2008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例高达35%。尽管与10年前的45%和20年前的55%相比，这一比例已经有了大幅度的下降，但是与韩国和日本处于与当前中国同一发展阶段时的数据相比，仍是韩国的1.7倍和日本的2.0倍。

　　我们预期中国的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像日本和韩国当年一样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日本和韩国在经过拐点之后的十年间，其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均上升了50%。而中国生产率指数陡峭的上升曲线说明，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当年在拐点附近的日本或韩国。如果这一速度能够维持到下个十年，则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例将会迅速下降，继续为高生产率活动提供大量劳动力。

　　我们估计约有8000万至1亿农村劳动力可以转移至非农业产业或城市地区。具体而言，根据对农业产值和生产力水平的分析，我们估计实现2008年的产值大约需要1.97亿劳动力。也就是说，按2008年的农业活动水平，农村剩余劳动力达到3.13亿。这部分劳动人口可以留在农村从事非农业生产，也可以去别的地方寻找就业机会。2008年，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总数约1.24亿人。其中包括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寻找工作的人，且其数量也不少，但如果我们假设所有外来务工人员都是来自于农村地区，则有1.89亿劳动力可以在当地或进城从事非农业工作。就年龄结构而言，大多数调查显示劳动大军中年龄较大的通常都留在农村，因此有理由假设1.4亿年龄在50-64岁的劳动力将成为上述维持农业生产所需的1.97亿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进一步假设剩下的5700万人年龄在30-49岁之间，则还有3.13亿劳动力可以从事非农业工作（1.45亿年龄在15-29岁之间，1.68亿年龄在30-49岁之间）。同样，假设所有15-29岁的农民工以及一半30-49岁的农民工愿意外出务工，则很容易计算出约有8000万至1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进城从事非农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