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后，在淮海路恒积大厦19楼窗明几净的董事长办公室里，尉文渊的记忆还是如此清晰，那一刻浦江饭店映入眼帘的斑驳地板和破旧窗户，仿佛又回到了眼前。

　　1990：“闭着眼睛摸着石头过河”

　　35岁，负责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的尉文渊那天挤着公交车下班，同行的是股票科的张宁。他们聊起了正在筹备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朱镕基市长宣布要在年底开业，而筹备工作却进行得异常艰难。“不行就我去，我不懂没关系，我们一起去。”尉文渊随口说道。很快，他就被领导找去谈话，告诉他一是去把交易所建立起来，二是找好接班人，将来还是回到银行中来。7月3日，正式宣布由尉文渊负责筹备交易所。他带着二十几个人就这样开工了。

　　先得找个地方——这是对筹备交易所毫无概念的创始者们的第一个想法。尉文渊沿着外滩、南京路一个个房子跑，先是在南外滩租了一个沿江的大仓库，旁边就是黄浦江的一个粪码头，一刮风就闻到一股味。随后不知从哪听到这个消息，说浦江饭店有个厅，尉文渊想，那就跑一趟吧。过去一看，房顶已经破了漏风了，窗子油漆斑斑剥落，地板破破烂烂；但大厅方方正正，二楼还有包厢，有100多年前上海上流社会最好的舞厅。“一见钟情”之后，算是定下了地方。

　　上市规则、交易规则、清算体系、会员管理，这些都是全新的，于是尉文渊领着那帮“不回家的人”彻夜写规则、培训交易员，真是发了疯一样在工作。“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而且还是闭着眼睛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干一边在想。”

　　“我们建国40多年了搞交易所，总不能重复旧上海的古董吧，现代科技的发展是必须要面对的。”面对交易系统的设计，尉文渊大胆提出了要搞电子交易体系。电子交易的规则是什么，什么是时间优先价格优先，收盘价怎么定开盘价怎么定，场外如何报，一切都没有现成经验。甚至到开市的前一天晚上，客户界面还没做好，测试就更谈不上了。“其实到现在我都不懂这些，我现在都只能上上网，收一下邮件，发邮件我都不会。”尉文渊笑道，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这个被尉文渊称为“早产儿”的交易所，确实没有太多土壤，上市公司只有8家，中介机构也还不够，于是大家想着去发展一批城市信用社。当时尉文渊跑去动员文庙信用社，破旧的一个小房子才二三十平方，就是它的全部营业场所。信用社的人对他说：尉总，我们都是小家当，会不会亏本啊。

　　终于忙到了即将开市的时候，尉文渊又兴冲冲地跑到城隍庙去买锣，600多块钱买了一个很丑的铜疙瘩，“不好看，但是声音好听，比锣鼓队的锣要好。”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仪式在黄浦路19号浦江饭店举行。上海市长朱镕基，副市长，各界来宾出席了开业仪式。来宾中有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和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茹。上海人行行长龚浩成是开幕式主持人。朱镕基庄严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幕”。随即，尉文渊忍着疼痛走到交易大厅顶端，对着那面刚买的“铜疙瘩”奋力一敲。在美妙的锣声中，副市长和龚浩成行长，将披在由市府顾问汪道涵手书的“上海证券交易所”铜牌上的红色绸布揭开，宣布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就此诞生。

　　此时的尉文渊因为前晚过度劳累、磨破了脚而发起了高烧。，他靠着廊柱撑过了这一天。晚宴一结束，他立刻就被送往了医院。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的激情已经燃烧了，再回到四平八稳的机关里不可能了。自己就在那天被推上了一个无法后退的舞台。

　　1995：“离开的时候泪流满面”

　　随后的几年，搞无纸化交易体系，搞“T+0”，搞放开股价，创办B股。尉文渊的道路可谓一帆风顺，“几乎是干什么有什么，搞什么有什么，那时的我们已经习惯成功了。”尉文渊回顾从1990年到1995年的历程，认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发展有个特点，就是没有老师，也没有人教得了我们。“我们有自己对市场的理解，最了解中国的是我们。”在那几年，他被称为“三大猛人”之一，以其张扬大胆的风格推进了多项创新。

　　“后来慢慢明白这些都是历史责任。本人如果循规蹈矩、明哲保身、不去推动这个进程的话，会觉得有辱使命。”尉文渊说，自己的性格也是喜欢挑战。包括现在办的企业也这样，没事就会经常去改变它，连自己的办公室的布置都会经常改。

　　也就是在这段期间，尉文渊的个人影响力达到了顶峰，市场开始揣摩他的一个表情，一篇文章，甚至一句话。他成了大众传媒中的名人，而自己也曾一度成了一名“报人”。在筹备交易所之初，尉文渊的计划中就明确写着创办一份证券报。交易所成立后先是办内刊——想不到内刊就被抢疯了，杭州、宁波、南京都是拿火车来载报纸回去。于是就跟新华社合办了《上海证券报》，尉文渊兼任总编辑。“当时很多人每天都看头版的言论，都说这是我写的。”至今回忆起来，尉文渊还颇有得意之感。当时他还规定，每天早上空运200份报纸过去西藏，让西藏投资者也能第一时间看到这份报纸。

　　而对创新的痴迷和对新事物过快的推动，终于让习惯成功的尉文渊倒下了。1992年12月仓促设立的国债期货是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后，随着保值贴补率的波动，市场迅速发展。芝加哥交易所总裁看了之后惊叹到：上交所的国债期货，是全球任何单一的金融期货品种中最大的。

　　1995年的2月23日，“327事件”如同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将整个盛宴全部掀翻了，至今尉文渊都不愿意过多去谈论当时的细节，留在他嘴边的只有两个字“遗憾”。“如果讲我这些年的遗憾，主要指的就是这个。这一关十几年，中国资本市场都没有金融衍生品，一直到今年才有了股指期货。这个事情释放了太多负面信息，而后人又是这样的解读。我们没把它做成。”

　　在尉文渊眼里，原先需要政府摊派才能卖得了的国债，在期货上市后变成了活跃的交易品种，从市场化几乎为零的市场，到不再通过政府摊派，发行利率逐步降低，民间投资需求和认同大幅提升，完全改变了国债市场的原状，但人们对于这段历史缺乏全面的总结。

　　“这就是一个坎啊，”尉文渊经常把327事件与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巴林银行倒闭事件做比较，虽然巴林银行倒闭了，但新加坡日经225指数期货却依然存在并发展至今，这样的反差让尉文渊觉得有点不是滋味。他一直说，任何市场发展都经过波折，在中国市场发展初期，不出问题是不可能的，“有些事情是回避不了的，但我们现在谈20年，还是要有实事求是的眼光。”

　　尉文渊是在1995年的9月15号的理事会上宣布辞职的。在这之前，中央调查组来找他谈话，他就意识到这个事情必须自己担责任，“因为推不了也不该推。当英雄的时候别人夸你，出了问题就推给别人吗？于是我很早就提出辞职，但一直拖着，”尉文渊说，拖到9月15号之前，从来没休过一天假的他提出休大假，想利用这个方式来促进这个过程，最后终于是离开了。一开始没觉得有什么，后来合影的时候，突然巨大的情感力量难以遏制，当时就流眼泪了。

　　“95年底96年初，心里还是不大平静。当时有个朋友给我送了一大摞丘吉尔的回忆录。我看着看着，突然间想到，在二次世界大战这么波澜壮阔的人类历史面前，我这点事算什么啊，干吗斤斤计较恋恋不舍呢，有本事你再来嘛。”尉文渊回忆说，当时领导找他谈话，他说让我出去闯闯，“我想看看我能不能成为一个商业巨子。”

　　2010：我现在就是一个商人

　　“现在的我，就是一个商人了，”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尉文渊的一举一动都已经是“大老板”的做派。在他隔壁办公室里的，是如今跟他一起经商打天下的另一“猛人”阚治东。

　　事实上，离开交易所之后的尉文渊并非一帆风顺。他规定自己三年内不进股票市场，“没人这么规定过，我就是想证明三年过后我照样是条好汉。”随后他下海经商，寻找机会。

　　由于多年在传统的平台上的熏陶，所以一开始想做一些听起来挺美的，做起来很健康的事，“总觉得自己跟一般的个体户还不一样，但是商业现实却让你不能理想化。所以还是要从别人看不起的小事干起。”尉文渊干过小工厂，小作坊。东摸西摸好多年，才逐渐找到了事业发展的方向。用他自己的话说，“想做的没做成过，做的都是自己从来没想过的东西。”

　　十几年来尉文渊再也没有踏回过交易所一步。“当年的事业不是你个人的，国家让干就干，不干就不干，恋恋不舍干什么？”只是，当他要以商业人的面目回到世人面前的时候，中国股市这个他亲手参与创造的平台，还是在等待着他。有媒体报道，尉文渊和阚治东投资的风电公司正在酝酿上市，当年的“猛人”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又会成为资本市场中叱咤风云的人物。

　　当年的交易所总经理，如今的成功商人，两种状态尉文渊都很喜欢。“当时有这样的历史机遇让你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如果没有那段经历，我不会像今天这样充实。”尉文渊回忆起来，其实仍有不少感慨，“那时30多岁没人管，基本上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在体制内哪有这样的机会，我是蛮知足的了。”

　　在访问即将结束的时候，记者让尉文渊总结这20年，他想了想说，这20年我们应该感到自豪。建立交易所和资本市场的这一政治经济决策，应该获得改革开放各项成就中的大奖。

　　“您觉得这个大奖应该颁给谁呢？”记者问。

　　尉文渊笑了，他说：“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