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〇年代：

　　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柳 红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10月出版

　　——评《八O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潘启雯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总有某些特定时刻、某个特殊年代，因其具有若干特殊意义而常常被后人赋予某种特殊地位，继而被屡屡提起并持续放大。20世纪中国的“八〇年代”就是这样一个年代。曾任经济学家吴敬琏助手，目前是独立学者的柳红，现在以一本厚重的《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为“八〇年代”改革之路上走过的三代经济学人勾勒群像，轻轻触摸这些特殊类型知识分子的“光荣与梦想”。

　　柳红力求打破这些惯常的“革命史”、“现代化”、 “社会和文化”之类研究范式的局限性，试图“把那些被遮蔽、遗忘、误解了的人和事在笔下复活；把那些被埋没的，发掘出来；让那些走向模糊的，清晰起来；把那些被歪曲的，纠正过来……”虽然这个心愿太宏大，但柳红还是尽可能去实现。不过，她无意阐述改革中的重大理论学术问题及其争论，而是通过第一手资料，前后采访了70余位亲历者——面访、电话、邮件，一次又一次地采访和考证，并以40多个典型事件为线索，以求尽力体现出这些经济学人的理想、理念、胸怀、视野、勇气和人性。

　　按照柳红的观察，从空间而言，“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舞台多在北京三里河、月坛北小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等研究机构所在地）、皇城根9号院一带。从人物跨度而言，可将其划为三代：第一代是薛暮桥、孙冶方、马洪、蒋一苇等。他们既是革命者，又是学者；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不是教条主义者——他们是中国改革事业的先驱，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意识到中国需要改革，当历史时机到来时，更全身心投入，披荆斩棘，呕心沥血。第二代，是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如刘国光、董辅礽、孙尚清、吴敬琏、厉以宁、赵人伟等。他们当时年富力强，先是用正统理论阐释改革，把政策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继而补修现代经济学，呼唤市场取向改革。第三代以王小鲁、周其仁、张维迎、华生等为典型代表，他们是“老三届”，当过工人、下过乡，后又考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他们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以致用之心，以极大的热情直接切入改革的核心问题，有创见，有合作精神。

　　除了年龄划代，柳红认为，这三代经济学人也可以依据当时的思想资源，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以及东欧国家的批判计划经济和改革理论等，划分为五类：第一类，是留学英美，民国年间回到国内，或在大学执教，像陈岱孙、张培刚等；或进了金融机构，像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里的一些老先生；或在研究机构，像中央研究院的巫宝三等。第二类，生活在民国商品经济最发达区域，从农村调查研究开始起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像陈翰笙带出的薛暮桥、钱俊瑞、徐雪寒等。第三类，从共产党内被选送到苏联接受政治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像孙冶方等；第四类，从延安走出来的，自学成才的，像马洪等。第五类，1949年以前受过初等或高等教育，1949年以后系统学习《资本论》，接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育，“八〇年代”重新补修现代经济学的，像刘国光、董辅礽、吴敬琏等，他们为让人们接受今天所谓的经济“常识”付出了极大的心智。

　　众所周知，“八〇年代”中国全面启动改革，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个领域，而经济改革是中心，当时的中国经济学人因此最具冲击力、张力和渗透力。柳红发现，“八〇年代”的中国经济学人群体之所以产生那么大的能量，不可忽视“两个效应”：其一，“杂交”效应。不同的思想资源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导致中国经济改革大体形成了中国式的思路和模式。其二，“三代同堂”效应。任何时代都会是三代到四代共存，但 “八〇年代”差别巨大的三代经济学人，却因为一个共同目标集合在一起。这种群体性的、大规模的、全方位的参与和影响，实在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独特现象。

　　现代创造学奠基人美国阿历克斯·奥斯本（Alex·F·Osborn)1938年首次提出“头脑风暴”概念时，或许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此概念会在中国的“八〇年代”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八〇年代”关于改革的很多好的想法和思路，常常不约而同地来自很多人。

　　那个时期的各类会议很多，能被记载的却很少。而中青年经济学家的两个会议却被载入史册：一个是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另一个是1989年3月的“京丰宾馆会议”。前者，使中青年学者全面崛起，开始影响中国的改革进程；后者则随着那年初夏的历史事件而暂时销声匿迹。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莫干山会议”一再被提起，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的开创性事件”，因为这次会议为“八〇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

　　在“八〇年代”经济领域林林总总的“头脑风暴”中，市场是最核心也最充满争议的话题。市场真的会主动均衡吗？会不会带来世道人心的凋落？它将造成怎样的冲击？是否会形成特殊的利益阶层，从而产生解构效应？在这些显话题之下，真正的话题其实是当体制与市场不相适应时，究竟该怎么办？在市场重新分配利益的过程中，是否会对既得利益群体造成伤害？这是一场场艰难的博弈，既要与无知博弈，还要与别有用心的有知博弈，也注定会有人悲壮地出局。

　　当个体利益被各种美好的“理由”所掩盖时，只有跨越时空的沟壑艰难回望，我们才会发现：“八〇年代”如此吊诡，如此艰难。好在，太多的挫折，最终被跨越，因为，当压抑的心灵突然被释放时，往往会产生巨大的勇气与创造力。不过，这个效应是会递减的，在面对未来的挑战时，我们是否依然需要依靠来自个体的“光荣”与“梦想”？而这份“光荣”与“梦想”，是否会因个人的气质、幽暗意识等等而扭曲呢？“八〇年代”真正的主旋律是变革，但考诸历史，任何“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推动，都注定会涉及资源再分配的问题，从而必然带来新的不均衡，当不均衡不断积累时，就很有可能造成反向的力量，进而步入新的难局。或者，回望历史，就是面对当下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案。

　　回望历史的天空，为的是对现实的关照，“八〇年代”恰恰是联系历史与现实的纽带。 而“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正是现今时代所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