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小摊贩很多是郊区的菜农，卖的都是自己种的菜，用刘阿婆的话说“实惠且新鲜”。

　　刘阿婆本是上海中心城区杨浦区的居民，2009年为了给儿子腾出结婚住房，也为了节约生活成本，她搬到了位于浦东郊区的周浦镇。

　　“这边的菜价是比市区便宜了点，但最近也在涨。”她告诉记者，自己为食品菜价不断上涨而苦恼，为此她很少选择涨价太多的品种，吃的越来越简朴。

　　刘阿婆的苦恼正困扰着大多数城乡居民。种菜人有种菜成本上升的忧虑，消费者尤其是城市低收入居民也有生活成本压力剧增的苦恼。在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不断上涨正威胁着这个社会的效率与稳定。

　　记者通过长期跟踪采访发现，无论是生产成本、供求关系的长期结构性因素，还是通货膨胀、价格传导的短期货币性因素，一个事实恐怕是：尽管经历多年国家价格调控，我们终究还是无可避免地进入了高价农产品（000061）时代。

　　农业生产成本膨胀透视

　　随着城镇地价的快速上涨，市郊农地的机会成本不断增大，这导致农田地租也坐上了过山车。国家发改委的调查数据显示，从2003年到2008年，平均耕作土地成本从791元/公顷涨到1494元/公顷，涨幅高达88.92%

　　菜价涨，但种菜的什么都涨

　　赵如家的菜地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尽管近期花菜批发价格涨得厉害，但赵如的心情并不是特别好。

　　“化肥、种子、人工、设备——这两年什么东西都在涨价。”赵如说，不断上涨的种菜成本差不多冲掉了菜价上涨带来的收益。

　　赵如手里有两亩多花菜地，他和村里的菜农一共种植了37亩花菜。村子所在的江苏如皋，一直是苏南地区和上海市的主要农产品供应基地。

　　“去年碳氨的价格是30多块100斤，现在44块钱100斤，一袋涨了10多块。”赵如抱怨。碳氨是蔬菜的主要肥料之一，用量较大。

　　不单化肥涨价，连农家肥也在涨价。对于专业种菜户而言，这两种肥料都需要向外购买。

　　菜种的价格亦不例外。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编写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显示，从2003年到2008年，种子的均价从2.61元/公斤涨到4.72元/公斤，到今年则总计上涨了1倍多。

　　赵如说，人工费用也涨得厉害，现在农忙时节，一天100块都请不到人。当地的年轻人差不多都去了苏南和上海打工，现在村里缺乏青壮年劳动力，雇工价格年年抬高。

　　此外，农资设备租购价格和油价也一直涨势不断。综合这些因素，赵如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和去年年初相比，今年种一亩花菜的一季成本至少涨了100元，而一亩菜地的总收入也才1000来块钱。

　　地租凶猛

　　不过，如果加上另外一件成本，赵如觉得自己还是比村里的那些种菜大户要幸运。

　　赵如所耕种的土地，主要是自家的地，还有一部分是很早以前就承租的村民的地。“那家人出去打工了，那时候谈下的承包租金不多。”

　　而当地那些承包大量土地种大棚蔬菜的种菜专业户，要付越来越高的地租。2008年时租种一亩地一年价格是800元，现在至少要1200元。

　　地租尤其是城市郊区地租的不断上涨，已成为影响农产品价格的重要原因。

　　记者获得的一份苏州一家农产品公司与苏州西山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有限公司签订于2002年的《土地租赁协议书》显示，签约当年每亩地的租赁价格为450元，然后每年以递增10%的标准计费。

　　如按照协议，则2010年该农产品公司仅需每亩支付725元的租金，而实际情况是，苏州地区的农田承包价格现在已经涨到1500元一亩。

　　离上述农产品公司所租种的地段不远的镇上，工厂林立，目前其工业用地土地出让价格至少为20万元每亩，而商业用地价格更高。

　　记者在苏州通安镇地区采访时发现，当地大量农民已被安置到城镇里。“我们的田地都被政府征走拿去开发了。”“被动迁”到当地华通花园的一位居民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2005年以前，城市郊区大面积种植蔬菜，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近年来大量农田菜地被工厂和住宅占据。据农业部门资料统计，从2002年到2008年，北京市郊的蔬菜种植面积减少了40%以上，而天津市减少了50%，上海市则减少了20%。

　　而随着城镇地价的快速上涨，市郊土地的“农转商”、“农转工”的出让机会成本不断增大，这导致农田地租也坐上了过山车。国家发改委的调查数据显示，从2003年到2008年，平均土地成本从790.95元/公顷涨到1494.30元/公顷，涨幅高达88.92%。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副主任李国祥通过调查发现，2003年以来，粮食主产区土地流转的平均租金已经从每亩200元涨到了500元，部分地区甚至涨到了700元，而在山东等经济作物产区，每亩土地租金已达2000元左右。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彭森曾公开表示，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急速推进，减少了城市郊区农产品种植面积，进而影响到供应，从而提高了生产价格。

　　一边是消费升级，

　　一边是“被上楼”

　　几年前，赵如所在的村落几乎家家种植水稻，但现在都改种蔬菜了。以赵如家的田地为例：这两月种花菜，明年开春后种豌豆，夏天再栽点番茄。在当地人看来，蔬菜收益还是要高于水稻等粮食作物。

　　“过去家家都不买米，现在我们得自己出去买米吃，但米现在又越来越贵了。”赵如说。

　　如今，越来越多的农田正从生产口粮转为生产经济型作物。在赵如看来，像江浙沪这样的地区，不太应该承担生产商品粮的功能，因为这些地区人多地少，应更多生产蔬菜等为大城市服务。

　　不过，同样是蔬菜，现在赵如种出来的菜不仅卖给大城市的菜贩，还卖给自己所在的农村和乡镇。

　　一方面是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一方面农民从原先自给自足的生产者变成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这导致国内农产品消费结构发生质变。口粮消费不断下降，饲料粮、肉类和蔬菜消费增长迅猛。

　　现在要比过去消耗更多的肉类食品，这意味着需要生产更多的植物来用作饲料，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开始出现。

　　“现在各地加大力度推进城市化，越来越多的农民‘被上楼’，这直接降低了农业生产能力。”一位发改委官员对记者说，原来的农村农民房前屋后全部是菜园，还有猪圈、鸡棚、鸭棚等，但现在土地整理和集中居住的强力推进，迫使农民从市场供给者变成了需求者。

　　泛滥的钞票

　　尽管成本推动性的农产品价格上涨是长期因素，但综合来看，国内外货币因素导致的我国农产品价格短期上涨压力大于长期上涨压力

　　“炒农人”身后

　　在赵如看来，尽管种一亩花菜的方方面面生产成本都在上涨，但这仍无法充分解释当前的农产品涨价狂潮。

　　从年初以来，农产品价格轮番快速上涨。自“蒜你狠”、“豆你玩”、“辣翻天”，到“姜你军”、“玉米疯”直至“绵里藏针”，每种人们司空见惯的农产品都将市场心理玩弄得淋漓尽致。

　　起初，市场有“天灾论”、“减产论”之说，认为自然灾害和种植减少是诸乱象之缘由；而后，业内开始高度关注利用价格上涨的预期进行囤积和炒作的企业行为。

　　“收购价每斤2块钱的花菜，到了市场批发价就高达每斤3块2，价钱都被菜贩子赚去了。”赵如告诉记者。

　　但菜贩子仅仅是菜贩子而已，近两年以来，市场上还出现了大量专业“炒农人”，他们以“农产品交易经纪人”冠名，游走于各种农产品的现货市场或期货电子市场之间。

　　这些专业炒家的身后，积聚着大量“游资”的身影。接受采访的市场人士均对记者表示，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投资客，从楼市抽金后，大举转战股市、农副产品以及奢侈品市场。

　　“中间商可以轻而易举地隔开生产者和消费者，独占定价权，而生产者和消费者不能直接见面，对价格无任何发言权，从而成为市场的弱势群体。”上海大宗农产品交易市场总裁费建说，这便是游资支持下的炒家能够大规模抬高农产品价格的原因。

　　国家层面已经接二连三出台相关强力措施，打击炒作农产品现象。然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0月份宏观数据显示，当月CPI（消费价格指数）创出新高，达4.6%，而农产品价格更是同比上涨10%以上。

　　“游资炒作，其实也是货币过度宽松下的市场现象。”李国祥表示，2009年明显加速的货币供给，会在1～2年的滞后期间助推农产品价格快速上涨。

　　我国货币供给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M2/GDP），已从2007年的1.57，上升到2009年的1.81。流动性过剩早已不言而喻。

　　“尽管成本推动性的农产品价格上涨是长期因素，但综合来看，国内外货币因素导致的我国农产品价格短期上涨压力大于长期上涨压力，总体上趋于上涨的势头不会改变。”李国祥说。

　　开放贸易时代新题

　　不久之前，农产品市场风向又有变化。山东田间的一棵普通大白菜，从2块钱的“毛菜”价，卖到了60多元的天价，这并非国内减产、亦非企业炒作，而是来自邻国的“泡菜危机”。

　　“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已经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全球贸易体系，极易受到国际生产格局和价格传导的影响。”费建表示。

　　此外，不少人士认为，我国部分农产品对外依存度较高，很容易受到国外价格的传导作用影响。

　　“部分农产品对外依赖度越来越高，特别是大豆和食用油。2009年，我们进口的大豆、油菜籽和食用油加一块折算起来，需要耕地9亿亩，而当年国内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总共才2亿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黎家勇表示，“两相对比，很可怕的数字啊。”

　　不过李国祥认为，对外依赖度高不是关键因素，需要警惕的是国际性的行业企业垄断，以及农产品金融衍生市场的不稳定因素。

　　面对高价农产品时代：我们何从何为？

　　无论是生产成本、供求关系的长期结构性因素，还是通货膨胀、价格传导的短期货币性因素，一个事实恐怕是：尽管经历多年国家价格调控，我们终究还是无可避免地进入了高价农产品时代

　　“补供方”还是“补需方”？

　　目前，国家层面已出台相关措施，来解决农产品涨价过高给居民生活带来的压力，具体方式包括价格管制、流通调节、生产补贴和消费补贴等。不过，在补贴这块，是对农业生产者实施补贴，还是对消费者进行“物价补贴”，或是两者都补，各国具体做法不一，国内专家也存在不同意见。

　　在三农问题专家何开荫看来，对于农民而言，采取生产补贴的方式是一种较为可行的做法，不过其进一步认为补贴的方式可以“创新”。

　　“可以采取以奖代补模式，比如向国家出售4斤粮食可奖励1斤尿素，如今，中国已经加入了WTO，也不适合直补，采取这种奖励方法比较合适。”何开荫表示。

　　事实上，生产补贴也许是较为实际的一条道路，但就目前情况而言，补贴或许不能覆盖到每个农户，只能有重点地选择补贴对象。

　　比如，在东北产粮地区，只要居民销售粮食给当地粮食收购机构，就可以获取“补贴”，赵如也告诉本报记者，“搞大棚有补贴，但其他没有补贴。”

　　只有有针对性地补贴才能提高种植积极性，由于大量农户在外地打工，如果全面补贴，很难调动积极性，或只有补贴大棚等专业从事农业的效果会更好。

　　“生产者这块，我建议实行差额补贴，设立一个目标价格，当市场价低于此价格时，按照差额来补贴，这样可以稳定价格。”李国祥建议。

　　在李看来，补贴还应该辐射到消费者，即“消费补贴”。“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补贴要同时进行”。

　　11月1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对优抚对象、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增加对大中专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学生食堂的补贴”。

　　不过，李国祥建言，在对消费者补贴时，可以推行国外普遍实行的“食物券（food stamp）”制度，以让补贴更公平与有效。

　　这种做法的一个现实因素是，目前对消费者的直接货币补贴存在漏洞，“例如有些人开着车去领低保的现象较多，但如果实行食物券制度，可能会避免这种情况”。

　　“城市设立几个凭券购物的窗口，有券的人都去排队领事物，因为它的交易成本较高，一般富人懒得去排队。”李国祥说。

　　目前，补贴或只局限于低收入者，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类人群的压力，但在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的今天，对消费者的补贴能否一直发挥作用仍有待观察。

　　避免价格直接干预

　　在17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高层指出要抑制过度投机，取缔非法交易；加大处罚力度，重点打击恶意囤积、哄抬价格、变相涨价及合谋涨价、串通涨价等违法行为。

　　随着物价的快速上涨和国家调控力量的介入，业内对价格管制的方式展开了讨论。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认为，当前的通胀并非全面通胀，不是全面物价上涨，而是食品价格，尤其是蔬菜价格引发的上涨，其涨价趋势不可持续，“不主张用管制手段处理完全市场化的领域，会适得其反。”

　　经济学者认为，如果以行政手段干预价格，市场会用它的方式对干预进行“报复”，比如公开市场不许涨价，则会出现黑市、寻租和“排队效应”；如果市场准入和价格信号都受阻，市场就会自发减少供应。

　　并且，这种管制最终只会落实到大企业大批发商身上，而对成万上亿的市场微观主体无法有效。对于价格直接干预导致的尴尬后果，国内外已不乏鲜活案例。从经济运行角度，政府的宏观管理应该只关注价格总水平，而不能管具体的微观价格。

　　部分学者建言，政府应通过提供更多的公共品来间接调控农产品价格。

　　“拿合肥市来说，原来的大部分农贸市场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被夷为平地，剩下的一部分农贸市场改为公司化运作，从而在局部区域形成了市场垄断，它们向商户收取高额的进场费，而这些垄断成本都转嫁给了消费者。”安徽省的一位政府官员告诉记者。

　　这位官员认为，政府应该在农贸市场规划管理、破除垄断并实现市场充分竞争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不仅如此，政府在抑制农产品价格上可提供的公共品领域，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运作。

　　比如，由于部分农村地区长期忽视水利等建设，种植水稻等成本持续上升。“以前都有水渠，现在水渠都没人修，水稻种的人也少了，你想种植水稻取水，费用比以前多很多。”赵如告诉本报记者。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表示，大量的财政政策要投向农村里面去，对农村的土地和水利设施进行整治。

　　不过，接受记者采访的人士均认为，对于短期快速上涨的农产品价格，最有效力的方式，便是管住长期不受约束的国家印钞机。

　　（应被采访对象要求，文中赵如是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