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浩俊：实现经济转型需要突破三大瓶颈
　　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将经济转型作为编制十二五规划的核心问题之一。而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则从更高层次提出了如何调和与解决经济发展出现的结构性失衡及过于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问题。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经济的加速转型，并减少转型过程中的阵痛呢？笔者认为，应突破增长模式、考核方式和分配格局三大瓶颈。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一直是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其中，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一度接近了40%。
　　但是，事物就是在矛盾中发展、矛盾中前进，也是在矛盾中不断修正和调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出口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之一，而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又让出口成为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瓶颈之一。至少在未来的几年内，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都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也正因为如此，增长模式就成为经济转型首先必须解决的瓶颈之一，即如何从过度依赖出口拉动转向内需拉动，由出口支撑转向消费支撑，更好地发挥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很显然，要扩大内需，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刺激消费、扩大消费就能解决问题的。因为，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消费没有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更好的角色、发挥更大的作用，问题不在老百姓不想消费、不愿意消费，而在于老百姓不敢消费、没有能力消费。
　　我们知道，美国一直是世界公认的消费型国家，美国老太太负债买房的故事，也一直是中国的专家学者们教育中国人应当善于消费的典型案例。而支撑美国老百姓敢于消费、善于消费的主要原因，除了消费理念外，主要是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公共设施、社会事业等比较发达。然而，金融危机以后，这一格局也彻底打破了，由于就业状况的恶化，收入来源的减少，美国人也开始不敢消费了，储蓄率也一下子由过去的低甚至零上升了5、6个百分点，而储蓄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则将减少消费几千亿元。
　　对于一贯奉行勤俭持家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显然依靠理论上的启动消费、舆论上的刺激消费是不够的。因为，收入分配制度和分配格局的不合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逐年下降，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公共事业的不发展、住房价格的不断上涨等，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老百姓主动消费、加快消费、积极消费。
　　所以，要想让消费成为十二五经济增长、经济转型的主要拉动力量和推动力量，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瓶颈，通过减税、让利、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遏制垄断行业的收入增长、消除和减少腐败与灰色收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社会公共事业等，增强老百姓的消费信心，减少老百姓的消费顾虑。
　　而要实现经济的转型。推动增长模式的转变和分配格局的调整，就需要突破已经饱受诟病的考核方式瓶颈，即政绩考核问题。因为，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众多问题，特别是民生问题，都与目前的政绩考核方式密不可分。
　　为了GDP，可以不顾环境的保护、资源的节约、民众的权利，为了财政收入，则可以不断地挤兑居民收入，使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使居民收入增长远低于财政收入增长。而财政收入的使用，也没有实现理论上的公共财政，而是大造政绩、大造GDP.
　　在这样的考核体制下，还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的转型呢？老百姓的收入水平还如何能够提高呢？老百姓的收入不提高，消费需求还如何扩大呢？
　　十二五将淡化GDP，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信号。但是，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兑现，才是最重要的。否则，经济转型仍将前路艰难。如果能够突破这三大瓶颈，我想，实现十二五经济转型是大有希望的，而中国经济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阶段。

　　谢国忠：央行货币超发43万亿致农副产品上涨
　　为什么中国货币政策转向来的那么突然？
　　近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灵在上海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言：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央行存在货币超发的问题，特别是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用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我看来，此次央行希望通过加息向市场释放中央决心调控通货膨胀预期的意图，以及货币政策回归稳健的信号。吴晓灵说。
　　央行操作独立性不足？
　　有学者认为，近年来的货币超发，其最大的诱因，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带给中国的通货紧缩之忧。
　　2008年12月，时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经济学家樊纲在上海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曾暗示称：央行掌握货币发行权的时代，要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也并不容易。
　　这意味着在经济危机之后，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即有通过超量的货币发行来托住经济增长的想法。
　　由此，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的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7%左右目标，最终却是以增长27.7%表现出来的，高出10个百分点。
　　有学者认为，正是央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过去30年(特别是近10年)央行积极推动货币超发的情况推向了极致。吴晓灵在解释原因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过去那么多年出现货币超发的情况，存在央行调控不到位的问题，一方面央行自身有一个成熟的过程，调控技术逐渐成熟的。另一方面，我国的央行操作独立性还有待与提高。
　　但吴晓灵也表示，中国的央行不可能在指定货币政策的时候有独立性。中国的央行是内阁成员，在操作上如果有更强的独立性，我认为调控起来可能会更好一些。
　　虽然吴晓灵认为过去30年相当超量的货币都被新增商品(资源、土地等等)的市场化吸纳，但她仍然无法接受目前央行实行的超高的货币供给是理所应当、是合理的。
　　吴晓灵建议，如果中国政府将十二五规划期间GDP增速下调到7.5%~8%之间，未来几年的CPI控制目标上调到4%，那么未来几年广义货币增长率应该控制在13%~14%以下来应对流动性泛滥。从未来两年的央行货币政策来看，逐步收紧货币供应增幅并消化过多货币供应是当务之急。
　　如何消化超量货币

　　如何消化超量货币？这是一个极为复杂而难解的问题。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人民币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势必会形成从跨境贸易结算的结算货币进而成为各国的储备货币，如果这样的话，从长期来看是否就并不需要担心超量人民币的出路问题了呢？
　　此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曾担心人民币国际化之后会对央行控制国内信贷规模产生影响。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境外人民币增多的话，对于央行调控广义货币会产生影响，考验央行调控能力。
　　但从短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来化解货币超发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吴晓灵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要计算货币供应量只能以国内的通货膨胀目标为主，调控该国的货币供应量要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如果要加入国际流通因素来衡量或调控货币供应量则难以做到。
　　周其仁则在其博客中坦言，根据中国改革的早年经验--水多了加面，比较合理的政策组合似乎应当是：或动员更多的资源进入市场，以消化源源不断超发的货币；或减慢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但必须严格控制货币的超发。
　　最糟糕的组合呢？就是既听任货币被动超发，又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畏首畏尾、裹足不前。周其仁写到。
　　有学者评论认为，此次央行加息不仅是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终结，更是对过去10年，甚至30年过度依靠货币推动经济的一次重要的货币政策转向。
　　货币超发43万亿元
　　央行加息其实来的太晚了，货币超发已经那么严重，早就应该实施收紧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这样告诉记者：我们看到包括绿豆、姜、蒜、辣椒在内的农副产品轮番上涨其实都是央行货币超发的结果，多余的钱在市场中乱窜，多年累计起来的过量货币已经给中国经济实体带来了巨大的通胀风险。
　　根据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我国CPI同比上涨3.6%涨幅创下23个月新高；当月食品价格更是同比涨幅高达8%。那么，CPI的同比逐步增长是否是由货币超发引起的呢？
　　通胀无论何时何地皆为货币现象--这是货币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的一句经典名言。按照货币学基本原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每增长出1元价值，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也应该供给货币1元，超出1元的货币供应则视为超发。而在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市场化改革等原因，资源商品化过程加剧，广义货币供应量适度高于经济发展GDP增长也是合理的。但过高的货币供给却极易带来通胀。
　　通货膨胀与货币超发之间存在的关系也得到众多中国学者的认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周其仁近日即在其博客中警示货币老虎越养越大。
　　据统计，2009年底，我国33.54万亿元的GDP规模，是1978年3645.2亿元GDP规模的92倍。但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广义货币=流通中现金+银行活定期存款+储蓄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却从1978年的859.45亿元增长到2009年底的60.62万亿元，为705倍。
　　吴晓灵直言：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根据官方数据，2000年，我国GDP总量为8.9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13.5万亿元，是GDP的1.5倍，多出了4.6万亿元，而到了2009年，我国GDP总量为33.5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60.6万亿元是GDP的1.8倍，比差多出了27.1万亿元。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之间的比例在进一步加大。根据央行数据显示，今年9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已经达到了69.64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前三季度GDP达26.866万亿元计算，超发货币将近42.774万亿元。

　　胡晓辉：融资融券正逐步被市场认可
　　市场日渐火爆，融资融券业务也是风头渐盛。究竟融资融券业务的发展会不会快速增长？对未来的市场走势带来什么影响？为此，网连线大同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胡晓辉。
　　胡晓辉表示，融资融券在国际上是成熟的融资方式，国际上目前分为分散授信与集中授信之分，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采取的就是分散授信，我国现在的制度也是如此。分散授信的优势在于，融资融券容易推广，各融资融券机构(我国目前是证券公司)直接面对客户，对风险把控更具优势。
　　随着融资融券在我国的逐步推进，正逐步被市场认可，不过作为投资者来说，要适度把握风险，因为融资融券有着助涨助跌的作用。在股指持续活跃，目前场外资金没有明显流入的情况下，规模资金普遍采用的精选个股，融资操作的模式，这种情况下，股票局部热点的情况更加明显，从融资买入的公开信息中，也可以发现机构的动向，做深入研究后跟随投资也是一种选股方式。

　　陶冬：关于美第二轮量化宽松措施的猜想
　　量化宽松政策，其实就是通过印钞票来增加流动性，希冀由此达到刺激就业、加快复苏步伐的目的。美联储在第一轮量化宽松(Q E1)中，将其资产负债表由8800亿美元扩大至2 .3万亿美元，此举稳定住了金融市场，拯救了银行业，但是对就业、消费的帮助却不大。
　　11月3日，新的一轮量化宽松政策(Q E2)即将登场。如果说Q E1面对的是金融业随时可能崩溃的急症的话，Q E2面对的是居高不下的失业沉疴。政策所针对的目标不同，便决定了联储施药的手法不同，Q E2注定是小剂量、常服药，因循症状随时调整施药力度。Q E1是电击疗法，Q E2是插在病人身上的输液管，医生每天作出增减调整，甚至改变处方。Q E1的关键词是急，Q E2的关键词是长。
　　Q E2的一个特点，是与就业情况挂钩。伯南克认为失业率回落到5.5%才算经济恢复正常，而目前美国的失业率高达9.6%。以美国的结构性失业状况看，笔者认为美国至少需要三年时间，才能将就业市场拉回到5.5%的失业率，而且这个过程可能远远超过三年。这意味着Q E2可能不设时间限制，需要多久便做多久，避免自缚手脚。
　　Q E2的另一个特点是，以管理通货膨胀及通胀预期为政策目标之一。央行以稳定物价为第一要务，通常出招抑制通货膨胀。然而目前美国核心通胀几乎为零，并有通缩压力。联储鼓励通胀，一则减轻债务负担，二则逼迫消费。伯南克本人并不赞成设立明确的通胀目标，但是美联储鼓励通胀意味着美国货币当局并不介意弱化美元以及由此导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
　　虽然同是通过债券购买来注入流动性，笔者认为Q E2并非Q E1的翻版，它们的政策目的不同，政策手段也不同。即将推出的联储政策，应该被称为Q E2的前奏，伯南克志在铺设政策的基础设施，为今后几年的货币政策打通渠道，而非一次性地空投下所有钞票。
　　笔者相信Q E2会有下述特点，(1)渐进式，小量稳步推进，根据最新数据适当调整数量。(2)不预设数量上限及时间限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哪怕需要Q E3、Q E4也在所不辞。(3)全球互动。如此规模、如此霸道的Q E，势必将欧日英拖下水，为了在汇率上自保，发达国家或明或暗地重回量化宽松，新兴国家通过行政、税收手段限制热钱。
　　笔者预言，Q E2的起势为1000亿美元，基础假设是每次联储开会，再以1000亿为单位，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略微加码或减码量化宽松，直至失业率有明显改善。至2011年底，估计量化宽松的数量可能积累到1万亿美元。这个过程可能持续三年左右，美联储每年八次会议，累积下来美国货币当局可能宽松2万亿美元。当然，以上是基础假设，中间不排除由于数据变化，联储暂停或加码量化宽松。市场反应、国债走势及通胀预期也可能为量化宽松带来新的变数。

　　马光远：无差别调控可能走向反面
　　9.29楼市新政满月，市场又传出政策继续加力的消息：在各地通过限购令等抑制投机性购房，对高烧不退的楼市灭火的同时，北京和上海等地，有关部门通过口头通知的方式取消对首套住房贷款利率7折优惠，利率最低按8.5折执行
　　如果说之前的二套房贷首付提高至50%，三套禁贷完全是针对投资、投机性购房，属于定点打击的话，则在9.29新政对首套房贷全面提高至30%的情况下，又取消7折的利率优惠，意味着对楼市全面灭火的开始。不同于以往的房地产调控政策，9.29新政的最大特点是通过打压成交量，强行降温，从而换得价格的回归，也就是以量换价的策略。而9.29之前成交量的大幅反弹和价格的重新上涨是促使政策出台的主要原因。
　　对于北京、上海将首套房贷的利率提高至八五折，从情理上来说，打击的很显然不是投机客，而是普通的购房者。以30年期的100万按揭贷款而言，在基准利率6.14%的基础上，如果优惠利率从7折调整为8.5折后，每月月供要多交555元左右，意味着一年要多交6663元，30年的话要多交近20万，对于一个普通的购房者而言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基于这种利率杠杆，那些即使买房自住者，因为购房成本的大幅提高，也许将再次推迟购房。
　　但是，这样的政策有可能走向反面。因为随着政策从对投机性购房等行为的打击，到包括普通购房者在内的全面灭火，目前的房地产政策已经不是误伤与否的问题，而是提高了所有购房者的准入门槛，所谓差别化的利率政策事实上已经沦为全面的打击。
　　笔者注意到，从9.29新政至今一个月的时间，尽管限购令、房产税等政策风声鹤唳，但外界对新政的评价和期待都远不如4月份出台的国务院十号文，而且，考虑到限购令等行政性举措只具有短期的效应，大家更担心药效过后的报复性反弹。9.29新政这种主要依靠新政举措来为楼市降温的措施，如果没有后续的制度性的措施接棒，则不排除楼市后期出现报复性反弹的可能。基于此，有关部门在出台楼市调控政策的时候，应注意政策长短效结合，在短期降温的同时，在楼市的健康发展的制度性建设方面，如土地的交易方式、预售制的完善以及房地产的信息披露和严格执法方面有突破性的举措，否则，我们的楼市调控政策就很难摆脱短期见光死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