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登新：一招剿灭股价操纵
　　众所周知，庄家或大户为了操纵某只股票的价格，不论是建仓，或是拉升，或是出货，他们经常性的炒作手法一般是：边下单、边撤单，而且下单频率与撤单频率都非常高，动作迅速、手法敏捷，其主要目的是操纵股价上窜下跳，通过频繁地下单、撤单大玩障眼法，让普通散户跟风、上当受骗，庄家则浑水摸鱼、从中渔利。
　　股价操纵是庄家或大户非法谋取暴利的一种手段，它不仅严重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而且也令监管层及证交所无计可施、大呼头痛。因为股价操纵既难定性，更难查处，而且取证十分困难，费时费力效率低。笔者主张，如果从市场规则方面考虑，一招即可让股价操纵者致命！这就是严格限制撤单行为。
　　为此，笔者提出以下若干设想方案，可供监管层和证交所选用其中任一种方案：
　　方案一：每个账户在每个交易日对每只股票最多只能撤单3次。
　　这一规定，完全可以满足中小投资者一般性的下单过失而纠错，但最为重要的是，它能防止庄家对同一只股票反复N次下单、撤单。
　　根据此规定，如果庄家对某只股票的撤单一旦超过3次，那么，庄家对同一只股票的第4次撤单就是无效的，即便该笔下单全日都不能成交，该笔下单的资金也会被冻结至当日闭市时才能解冻。
　　如此一来，庄家下单就会更加谨慎、小心，而不敢胆大妄为，从而让庄家操纵股价的难度大大提升、成本加大，很显然，这一定可以有效打击股价操纵或过度投机行为。
　　方案二：对每个账户的撤单次数不加限制，但任一撤单只能在撤单指令发出两小时后才能生效。
　　方案二与方案一基本上属殊途同归的做法。不过，方案二更加人性化，至少上午冻结的资金在下午开市后还可以解冻再下单，但在下午开市后再发出的撤单指令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该笔撤单资金的解冻要等到当日闭市之后。因此，这一规则同样会让庄家操纵股价更费周折、难上加难。方案二与方案一的效果应该大体相当。
　　方案三：只限制大户的撤单次数，而不限制中小散户的撤单次数。
　　所谓大户，可以设定账户市值达到200万元的，列入大户阵营，并将他们每个交易日对每只股票的撤单次数限定为最多3次，或采用下单两小时后才能撤单的规定；而对中小投资者则不限制其撤单次数或撤单时间。这样做，也算是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
　　方案三由于主要针对所谓的大户，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大户边界的划定的确有一定难度，二是可能会引起大户的不满或反弹。因此，相比之下，方案一或方案二可能更公平，更能让大多数投资者接受。
　　严格限制撤单的次数，或延长撤单的时间，均属市场规则方面的内容，不必由证监会出面，只要证交所统一制定执行就可以了。因此，这应该是一项十分简单的操作技术，执行起来也很简单明了，但它却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监管层的头痛难事。
　　当然，限制撤单次数，延长撤单时间，在抑制过度投机与股价操纵方面，虽然能够立竿见影、卓有成效，但它不是万能的，它还不能完全杜绝股市过度投机与股价操纵，但可大大削弱股价操纵力量，这是毫无疑问的。笔者希望该建议能引起监管层关注，并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梅新育：加息后 热钱未必大量涌入
　　当前，全球流动性泛滥的货币洪灾变本加厉，任何一个奉行开放经济的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别国无论内心如何期望稳定，在掌握国际货币体系霸权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蓄意开闸放水之时，泛滥的流动性终究会通过贸易、资本流动等各条渠道，增加其国内货币供给，进一步吹大本已快速膨胀的资产泡沫，推动其货币兑美元汇率剧烈波动，更何况是贸易依存度居大国榜首的中国！
　　从短期来看，西方大国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有利，包括能够刺激中国出口--西方市场，特别是会稳定美国的经济，从而稳定这部分需求。与此同时，在美国蓄意实施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下，各国货币普遍对美元升值，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与中国竞争的发达经济体货币升值幅度还大于人民币升值幅度，价格竞争力受创更深，从而会丧失一部分市场份额给中国。尽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自6月下旬以来已经升值约2%，在中国经济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但泰国和马来西亚货币升值幅度已达10%，印度和印尼货币升值幅度也达到了5%。而且，中国抑制本币汇率发生不合意波动的能力也强于大多数国家，包括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与1980年代被迫接受《广场协议》的日本相比，当时日本比今日中国的长处在于，其出口以内资企业一般贸易为主，而今日中国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占据出口半壁江山；但日本的致命劣势在于，它在美国面前难以形成和坚持自己的独立意志。
　　然而，从更长远时间跨度上看，这对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出口是不利的。首先是因为泛滥的流动性蕴藏着吹大几乎所有国家资产泡沫、进而导致泡沫剧烈破裂的风险，届时，中国本国和大多数贸易伙伴都会陷入困境。不仅如此，流动性泛滥造成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会进一步恶化中国本已糟糕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加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居民生活压力，因为高收入、高资产人士更有能力调整资产配置，从而不仅摆脱通货膨胀冲击，而且从资产泡沫中牟利，至于普通居民，大多数就没有这样的能力了。过度膨胀的资产泡沫，还会把实体经济部门推向难以为继的困境，从而削弱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面对货币洪灾，各国一方面需要遏制热钱内流，包括收紧资本项目管制，以及对资本流入，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入征收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等；另一方面，需要在国内收紧货币政策，抵消流动性扩张造成的基础货币扩张--带动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膨胀压力。但对经济二次探底风险若隐若现的众多国家而言，选择收紧国内货币政策并不容易；受益于资产泡沫的利益集团，往往拥有强大的实力操纵舆论和决策，夸大经济二次探底风险，又进一步扭曲了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判断与决策。正因为如此，我们此前看到的是一次次提高准备金率，以及加强信贷规模控制，监管部门不仅制定年度信贷目标，还对各行的具体信贷计划也提出建议，有的还细化到了季度额度、月度额度，作为各行董事会审定信贷计划的参考材料之一，以促使信贷均衡平稳增长，却迟迟不愿意加息，就是害怕经济二次探底风险。好在这几个月的经济走势，让最高决策层断定，年内和明年中国经济无虞，无需害怕加息导致我们实体经济部门景气严重下滑，加之通货膨胀压力日增、普通居民因储蓄负利率而蒙受损失等问题相应日益突出，加息措施出台，实属当然，尽管比大多数人预计的出台时间要早。
　　不错，对于正与人民币升值压力斗争的中国而言，加息的一大风险就是可能激励热钱内流，从而加剧人民币升值压力。但从中国当前的情况来看，加息后的利率仍然不算高，而且此举可能对资产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发生较大影响，明显扭转其低利率将继续和流动性持续快速膨胀的预期，从而对房地产和股市发挥一定抑制作用。只要发挥了抑制国内资产泡沫的作用，那么此举对热钱内流总体上就是抑制作用。从中国人民银行加息消息传出后，全球商品市场和多国股市暴跌的反应来看，加息和由此形成的可能进一步加息的预期，对资产泡沫的影响主要还是抑制作用。

　　张茉楠：制衡美元滥发方可避免汇率战
　　G20财长会议似乎留下了许多未解的答案，当我们细数避免各国汇率竞争性贬值，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全球金融安全网以及金融监管改革等一系列貌似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不免产生深深的遗憾，那就是对全球危机治理的核心、全球金融危机的肇事者---美元滥发，并没有提出相应的制衡机制。这似乎是全球危机治理进程中一个最深层次的尴尬，因为这不仅会贻误全球救治危机的最佳时机，还有可能为下一次危机埋下更大的风险隐患。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很多时候被称为美元世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今全球市场体系的许多规则和制度的制定都与作为一种世界货币的美元密切相关，从而形成了所谓的美元的结构性权力。应该讲，作为一种润滑剂，美元为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提供了信用基础，然而被美元捆绑的世界经济也由此踏上了失衡的征程。由于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不断深化，美国、亚洲新兴国家、石油生产国就成为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的三极，后两类国家靠输出廉价商品、劳务和资源，创造了大量的商品美元和石油美元，形成了美元-商品美元-石油美元的三角关系，使全球供需和分工体系维系在脆弱的平衡上。全球经济一旦美元化就无法与之脱钩，似乎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主性将面临着长期的根本性的挑战。
　　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国际货币体系就开始采纳信用本位货币制度。在黄金锚消失之后，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国际货币开始充当货币锚，来衡量其他货币的相对价值。但与价值稳定的黄金锚不同，货币锚自身的价值动荡，会对国际货币市场造成影响。美元持续走软，非美货币面临的升值压力骤增，美元单边主义政策已导致货币信用和国际汇率体系的稳定受到严重冲击，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都放弃了作为国际货币锚的责任，各国汇率进入汇率的价值重估期。
　　美国对经济自我主义的金融政策一直游刃有余。近期美国即将重新启动定量宽松这一超常规货币政策的序幕。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不是金融技术问题，而是金融战略问题。G20财长会议结论为各国执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制度，克制竞争性的货币贬值，但美元滥发，美国永久性大量增加热钱，等于间接操控汇率，更何谈克制货币竞争性贬值？如果不制衡美元的超发，全球货币和汇率体系还将陷入无序贬值的动荡之中。
　　许多人认为美元政策损人不利己，其实不然：美联储不惜一切代价实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过直接购买长期国债释放流动性，降低投资长期资产的收益率，迫使投资者转而选择短期资产，刺激美国金融业的复苏，也使实体经济得到一定的促进。
　　事实上，在又一轮银弹攻势下，美国经济似乎有企稳迹象。9月美国领先指标环比增长0.3%，CPI环比连续三个月上涨，核心CPI近三个月基本持平，在低利率以及奥巴马政府对首次购房者的税收优惠等多项政策的刺激下，美国房地产市场过剩库存逐渐得到消化，9月份新屋开工数环比增长0.3%，至61万户，为连续三个月增长，零售销售也环比增长0.6%，为连续第3个月增长，美国经济正在大规模放水下脆弱而缓慢地复苏。
　　然而这种以邻为壑的不义之举又将危机恶化的风险转嫁何方？债权人和新兴经济体，实际上已被推到承担潜在恶性通胀和货币无序贬值的边缘。日本过去10年实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历史告诉我们：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损害更大。
　　上世纪90年代日本实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后，日元大量流向了全世界，日元的漏出率超过了15%。而美元的世界货币主导地位决定了美元的漏出率比日元要高得多。
　　美国实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海量的美元必然像潮水一样涌向全世界，冲击各国的金融市场和货币体系。其他国家如果实行自由货币兑换制度，那么美国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会造成这些国家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严重恶化。而对于那些实行固定汇率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由于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中一般以美元为主要币种，在美国实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后，其国内或者区内必然是本币投放过多，也会造成烈性通货膨胀。同时流动性的持续大量流入，也将导致输入国的货币供给内生性增加，直接改变了货币政策发生作用的机制和作用环境，从而削弱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凭借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和经济强权，每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美国都严重触及货币发行的底线，甚至不惜动用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开闸放水，然而流动性一旦释放出来，即使是美联储这样释放货币流动性的人，也无力掌控。更可怕的是，如果一方面通胀预期升高，另一方面有效需求仍然不足，那么滞胀将在所难免。
　　美元发行的无序导致各国汇率的无序是一种必然，美国不仅仅拥有货币发行权力，更拥有全球经济系统的完全控制权。与美元一日不脱钩，一日不制衡美元的滥发，全球经济就很难走出动荡和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