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善文：反周期政策必致资产泡沫
　　中国的劳动力供应正在逐步趋紧，人口红利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转为人口负债，国民储蓄率将出现下降趋势，这意味着资本存量的增长可能将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中国的潜在GDP增速可能即将出现趋势性的下降，在未来十年内可能会从目前的9%-10%下降到6%附近。
　　这一调整过程往往伴随着宏观政策的剧烈摆动和经济或金融危机。以反周期政策应对结构性变化，使得经济表现与其潜在趋势之间的裂口渐行渐远，最终导致难以忍受的通货膨胀或资产泡沫。随后的政策紧缩会相应导致经济的衰退或资产泡沫的破裂，其表现通常是一场危机。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进入拐点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新增劳动力每十年大概新增1亿人左右，支撑了年均10%的经济增速。此后十年这一局面将不复存在，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可能正在面临从宽裕到短缺的转折。从人口统计层面的数据考察，扣减退休人口后的新增劳动力在2011年前后即将进入零增长区间。如果进一步扣减高等教育人口，低端劳动力供应在2005年前后可能就已经进入了零增长区间。
　　在投资层面，中国受到两个结构性因素的不利影响。第一个基本原因来自劳动力层面，即中国走过刘易斯拐点以及人口红利即将在未来几年中消失。劳动力供应的收紧将同时导致工资收入提高、投资占比下降、消费占比上升等。但消费占比的提升并不一定意味着消费增速提升到将经济增速维持在10%这样高的水平上。从国际比较情况来看，消费占比的提升、投资占比的下降往往伴随经济增速的平台下降。
　　第二个基本原因是中国的重工业化进程可能已经接近尾声。至少中国的重工业加速发展的时期已经接近尾声。因为中国的重工业已经实现了从大量净进口到大量净出口。这一进口替代过程的完成表明中国重工（601989）业的代表性行业已经具有国际竞争力，站在了国际技术的前沿，此后这一行业的增长将更多取决于相对较慢的全球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
　　从技术进步角度来看，考虑到中国处于转轨过程的特别情形，中国的技术进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来自制度红利，以及后发优势所形成的追赶红利。
　　追赶红利的成因是中国作为一个追赶型经济体，与技术进步的最前沿国家（例如美国）在技术层面存在非常大的断层，因此技术进步的速度较高。而这种技术断层可以用购买力评价下的人均收入差距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度量。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20年左右的赶超。随着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收入差距的收窄，未来十年的追赶红利在趋势上将会出现明显的下降。
　　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本的边际产出下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只要用钱就能堆出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
　　根据以上的分析，对这些维度进行一些合适的数值假设，得到几种预测路径。在这些情景中，十二五计划期间，即2015年之前，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悲观情况下将下降到6.2%附近，乐观情况下仍将保持在8.9%附近。如果将视野扩展到更远的时期，即未来十年，那么潜在增速将下降到4%-7%之间。
　　采用比较中性的假设，在未来五年期间，中国的潜在GDP增速可能会从目前10%左右的水平下降到7%多一些的水平。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速发生趋势性转折的起点。
　　通胀或资产泡沫不可避免
　　有意思的是，潜在经济增速下降的情况下，现代各国政府普遍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会采取一些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手段，试图熨平经济震荡。包括80年代的日本、60~80年代的美国、70年代初的法国和荷兰、80年代初的意大利和墨西哥、90年代中后期的东南亚国家，都差不多采取的同样的经济调整的一般模式。这种模式可分为六个步骤：
　　1. 经济潜在增速的趋势性放缓往往来自技术进步减缓、人口结构变动、自然资源耗竭/贬值、政治体制转变或领导人更迭等结构性因素。
　　2. 站在潜在增速下降趋势的拐点或初期，从企业到政策制定者往往不能意识到经济增速趋势性下降的真正原因，因此采取的应对政策通常是反周期政策，而非结构性政策，或结构性政策不占有主要位置。
　　3. 这种背景下的反周期宏观政策会将经济增速暂时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同时导致金融资产泡沫或难以遏制的通货膨胀。具体是出现金融资产泡沫还是严重的通货膨胀，与外部环境、制度环境和政策类型有关。
　　4. 在宏观政策的刺激下，经济增速与潜在增速之间的裂口越来越大，经济在趋势之上运行得越久，通货膨胀或资产泡沫就会越严重。
　　5. 在外生冲击或决策者主动收紧政策的背景下，经济增速出现台阶式下降。这往往伴随着经济或金融危机。
　　6. 最终，在危机之后经济增速回归到潜在增速附近。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几天开始的这轮行情的本质是什么。正是由于全球都采取这种反周期的方式，尤其是以美国为核心，面临着二次货币宽松的开始，反周期的政策使得经济表现与其潜在趋势之间的裂口渐行渐远，最终导致难以忍受的通货膨胀或资产泡沫。随后的政策紧缩会相应导致经济的衰退或资产泡沫的破裂，其表现通常是一场危机。这在美国、日本都表现得非常明显。
　　顺着这个思路推演，接下来中国经济面临的就是通胀或者资产泡沫，表现形式看外围环境而定。现在政府拼命压房地产，就是想控制资产泡沫。但是油价、大宗商品等原材料外围市场开始飙涨，输入性通胀难以避免，最佳应对方法就是人民币升值。因此，接下来的政策及经济演变路线逐步变得唯一了，变得确定了，基金这才敢如此果断地转向资源品等周期性板块。
　　经过一段时间以通胀或资产泡沫为基础的繁荣后，最终会以一场经济危机或者大震荡来结束泡沫。或许这是未来几年里最后的狂欢。

　　吴敬琏：中国模式会成为全球榜样吗?
　　近两年来，中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在有些人看来，中国靠的就是国家的行政手段。他们把这种行政手段看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看作中国特有的政治优势。有些政府部门运用行政手段来调控经济，似乎也越来越得心应手。那么，这种行政手段究竟效果好不好？中国现在是不是存在过度使用国家行政调控手段的倾向？这些手段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吗？国家调控和法治经济又有什么关系？如果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并创造条件，使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一起整体推进，那么，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思考清楚。
　　行政干预的功效不应夸大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全能的，从宏观经济到微观经济一竿子插到底，用行政命令控制。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必然涉及对国家机器的改革。
　　坦率地说，在改革开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我并不是很清楚。我曾经认为，只要把市场建立起来，它就会自动要求建立规范的社会规则和制度。至于上层建筑方面的改革如何推进，自会有政治家去照管。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却发现事情并不这样简单。
　　首先出现的问题是腐败现象的蔓延，典型的问题80年代后期的官倒现象和其后的股市黑幕。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公共权力介入了市场交易，形成了公权力的私用。
　　在80年代后期讨论腐败问题的时候，大多数经济学家把问题的实质归结为寻租。所谓寻租，就是由于公共权力介入市场交易，产生了租金，于是，就会有人买通权力去获得租金。行贿受贿的本质就在这里。由于公共权力超出了它在市场经济中的应有范围，形成了寻租的制度基础。为了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就要用法律来划定公权力的行使范围，防止其滥用。
　　在中国这样一个在历史上长期高度集权的国家，如同政治学家邹谠教授所说，历史上的中国政府就是全能政府，什么事都管，从宏观经济一直管到微观经济，管到个人的职业选择和家庭生活。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又是一个计划经济社会，政府拥有配置资源的无限权力。所以，政府部门和官员就特别容易利用手中的权力，营造巨大的寻租环境。对于贪赃枉法的官吏来说，扩大这种权力又是特别有利的。所以，寻租和设租的活动就很容易泛滥开来。
　　因此，80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加快政治改革和规范政府权力的必要性。
　　了解了这样的大背景，再让我们来观察应对金融危机的行政干预问题。
　　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由于出现了社会信用体系的断裂，为了控制系统性风险进一步扩大，政府常常要用它的信用去补充甚至取代部分商业信用，以便保持社会的金融系统不至于全面崩溃。这本来是一种短期性做法。但是，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就很容易把它解释成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于是，有些人把前几年有人针对所谓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所谓北京共识提升到了中国模式的高度，说是以强有力的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为特征的中国模式将成为世界仿效的榜样。
　　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运用政府的力量稳定经济，是世界各国在历次危机中都采用的。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介入的强度更大而已。那么，政府高强度介入经济，到底是祸还是福呢？我认为，现在还未可定论。从短期看，它成绩很大；2009年实施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投资，10万亿的贷款一下就把增长速度拉起来了。但是，从长期来看，它的后续影响怎样呢？我们知道，经济危机期间政府采取的刺激经济政策早晚都是要退出的，由于我们采取的是政府直接指示银行放贷款、上项目的办法，比某些西方国家退出的难度更大。所以，我们要兢兢业业，谦虚谨慎，而不要忘乎所以。如果对运用行政手段应对金融危机的成绩做过分乐观的估计，那是相当危险的。
　　概括地说，目前的行政干预并没有解决权力监督和约束问题，反而在特定时段和某些问题上有所加剧。
　　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是极大危险
　　政府权力的边界问题往往可归结为经济自由和市场秩序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可以同时看到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我们缺乏经济自由，国家控制太多，民营经济只有极少的自由；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秩序并不是很理想。
　　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求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配套推进。经济是配置稀缺资源的体系，光靠它自己不足以自行，需要其他方面制度的配合和支撑；否则，市场自由交换秩序得不到保证，就会出现混乱，权力的介入还会造成丛林法则支配市场，使整个经济变成了一个寻租场。本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交易主体自由而平等，且不存在外部性，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通过交易达成的价格，就能够有效地把资源配置到应该到的地方去。但是，交换是需要秩序的，是需要透明的规则和公正执法来保障的。所以，经济和政治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应该配合起来推进。
　　我们的改革就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从一个由行政权威控制的计划经济转变成一个自由交换的经济；另一方面，就是从行政命令支配的经济，政府机关和党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大的命令经济，转变为一个规则透明、公正执法的法治经济。
　　政府有责任提供由透明规则和公正执法构成的市场秩序，但是，有一部分官员认为，其中没有太大的牟利空间，他们更愿意做微观决策。这样，就出现了腐败问题。可以说，这是偷换了政府职能概念。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提供的是公共产品，而不是其他。如果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那么，事情就完全颠倒了。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大的危险。
　　人们常说，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的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政府应当起什么作用？政府还是应该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其最主要的内容，是稳定的货币发行和稳定的价格水平，这个稳定价格是指稳定价格总水平（不是指个别产品的价格），但是，这里常常发生混淆：政府不去管住货币发行和稳定物价总水平，而是管个别商品的价格，什么东西一涨价，政府就加以管制。这样，就会破坏市场通过相对价格变化有效配置资源的基本机制。
　　攻关和认定难以实现技术创新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再次被提出。这不是一个新课题，但多年来进展一直不大，原因何在？这也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关键在于能否推进改革。
　　这里，集中谈一谈技术创新问题。
　　竞争性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才是技术创新基础性的条件。在这种制度下，企业必然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主体，小企业更是主体中的主体。在现代技术创新、现代市场活动中，不能靠政府指令以及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而需要市场竞争环境和盈利的激励，使每个企业都主动根据价格信号来选择最适当的技术，改进产品和工艺；不能由政府越过公司自身的约束去考核和评价企业的科技含量，也不宜根据政府的判断和追求，对企业的创新活动方向发号施令或给予补贴。否则，既容易瞎指挥，把技术进步的方向弄错，也容易因为技术开发过程中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加剧软预算约束问题。
　　对于习惯于计划经济思维的人们来说，由政府直接组织科学技术攻关和新技术的商品化转化，是效率最高的。这类办法也许能够在少数重点赶超项目上取得成就，但是，这并不是实现普遍技术进步的有效方法，也不应该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技术政策措施。这套做法基于对技术进步机制的误解，难于实现普遍的 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
　　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做到这点，首先是不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其次是不指定技术路线。在我看来，指定技术路线和产品路线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在发展新兴产业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对所支持产业的有效性作一些研究，而不是把钱直接给予自己认定的项目或企业。虽然这是目前政府各部门在执行对新技术的扶持政策时的习惯做法，但是，由于这种补贴方式难以避免随意性，助长了不公正竞争，实际效果不一定像预期得那样好。其结果甚至可能是抑制竞争和创新，而且容易滋生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