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广：照日本股市当年走势赚钱
　　在演讲时，罗伟广首先并未对股市投资有太多表述，而是对投资者的困扰和国内经济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长篇论述。
　　罗伟广认为，目前有钱人面临着一个烦恼，那就是做实业还是炒楼、炒股、存银行。全球经济形势不好，生意不好做，投资楼市则受到诸多调控，而存银行利率太低，炒股又觉得无法把握股市。
　　针对投资者的担忧，罗伟广表示，中国经济和中国股市都处于比较特别的历史时段：经济是内外需的叠加--经济很好但却是最后的辉煌；股市是内外资的叠加--资金过剩是泡沫的温床。乐观也好，悲观也好，关键是要客观。2018年之前，我都会是一个乐观、进取的基金经理。之后，会是一个悲观的、保守的，或者已经退休的基金经理。罗伟广说。
　　他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主要是因为日本的经验。他说，1990年金融危机，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美国次贷金融海啸。为什么周期总是十年一轮回？2018前的八年，经济高度繁荣，人民币大幅升值。但随着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大规模退休，人口红利结束，出口竞争力下降，外需萎缩。高储蓄消费潜力被透支，城市化高潮退去，投资高潮结束。过剩的资金流入房地产、股市产生的资产泡沫，加上国际游资冲击，最终将使中国经济和股市、楼市可能产生2008年美国一样的金融风暴。
　　90后是做不了世界工厂的，富士康今年发生的事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但他们可以做一些创新的事，这也是目前中央倡导的。中国必须要转型，创业板市盈率那么高为什么还会一直发，就是为了制造财富效应，让更多的资金投向高新产业，而不是房地产。如果中国的房地产压不住，最后就会跟日本一样。当年美国科技泡沫破灭，但美国的经济仍全球领先；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20年抬不起头。中国做这些事都是有逻辑的。罗伟广说。他认为，日本现在所面临的环境，就是中国未来可能要面对的环境。中国已经经历高速发展，现在处于中速发展阶段。按照日本的经验，经济中速发展阶段，买楼不如买铺，买铺不如炒股。未来七、八年时间，应该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好的时机。
　　近日，广州新价值投资有限公司投委会主席、基金经理罗伟广在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私人银行部演讲时表示，根据日本的经验，预计2018年之前，中国经济将高度繁荣，人民币大幅升值。但之后随着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大规模退休，人口红利结束，出口竞争力下降，外需萎缩，消费潜力被透支，城市化高潮过去，投资高潮将结束。因此，在未来的八年里，人们应该抓紧时间，理好财。
　　照日本股市当年走势赚钱
　　罗伟广认为，从估值的角度看，美国股市百年市盈率波动规律是从5倍(恐惧)到30倍(贪婪)之间波动，1994年-2009年A股市盈率波动是从13倍到70倍，当前仅有17倍，处于历史区间底部。
　　他同时表示，投资A股，看经济基本面基本没什么作用，核心是资金和政策。2009年7月政府调信贷，大盘从3500点跌到2600点；去年年底打击产能过剩，市场从3300点跌到2900点；今年4月打击房地产，结构性压制内需，市场从3200点跌到2300点。每一次拉马缰绳，都导致市场的恐慌，但情绪平伏后又是一次价值回归，也是一次指数的波段性机会。
　　据他判断，未来资金面有望放松。从CPI等指标来看，货币政策难有惊喜，但存款搬家是有可能的。房地产资金回流和外资流入，老百姓的存款搬家是最后一个水库，若基金仓位提高到85%，则大盘有可能上冲4000点。当前300指数2010年动态估值仅13倍，资金面有惊喜就一切皆有可能，给25倍估值将到4000点。如果经济差，业绩是差了，但银根就松了，也能涨(2009年的例子)；如果经济太好，市盈率是低了，但银根就紧了，也能跌(最近一年的例子)，但下跌有个市盈率价值底线。
　　针对国庆节后，A股的火爆走势，罗伟广认为，现在已经到了第一阶段的尾声，他自己也在减仓。他表示，股市要适应未来几年实体经济面临的结构转型，新旧行业大洗牌，资金推动等大背景。罗伟广的赢利模式是拿着一批潜力黑马股做中期波段，做大盘的大波段。大盘蓝筹价值股作为交易性机会做季度的波段。现在就是跟着聪明的钱炒一把。什么是聪明的钱，房地产市场来的和海外来的钱，这些钱基本不在股市里混，吃一口就会走。
　　那么，罗伟广的潜力黑马是怎么选出来的？还是日本经验。他给投资者展现了一张转型期日本股市的表现图。从1973年-1983年，日本经济转型的十年间，涨幅最大的是支持服务业，涨幅接近8倍；接下来是生物技术和制药，以及科技硬件和设备。配置其实很简单，我就是这么做的，这些年赚了不少钱，由此证明这个方法是正确的。当然重要的还是个股选择。罗伟广说，1996年-2001年经济青黄不接，潮流是炒小盘科技重组股；2003年-2007年出口、房地产行业起飞，潮流是炒大盘蓝筹股；2009年后经济青黄不接，又轮换炒小盘科技股；资金推动(股市)+转型新兴行业(实体经济)+国家战略(政治)三重因素的叠加，现在应该回归投资成长股的时代。
　　罗伟广表示，研究员推荐的股票，很多时候是不可信的。不是他们水平不够，而是上市公司只看到自己经营的微观范围，行业研究员也只看到自己行业内的中观范围，当一次大拐点出现在宏观范围的时候，已经超出了上市公司高管和行业研究员的视野，他们反应滞后是正常的。所以，我们对上市公司进行调研与看研究报告时，不要完全相信他们的判断，他们的第一手数据是权威参考，但他们根据这些数据的判断就不一定是权威的，因为在数据定价和股价定位判断方面，高管和行业研究员都没有市场里面的人权威。
　　震荡市更好做
　　据观察，绝大多数私募牛市做得不错，但一旦遇上熊市业绩就不行，而且每轮牛熊，在民间股神这个群体中，总会出现新面孔。轮回总在不停地上演，罗伟广也是被轮回辗过的私募经理之一。那么，经过多年牛熊洗礼的他，是否有能力避开下一次轮回呢？
　　罗伟广表示，安全避开股市的轮回是不可能的，连巴菲特都做不到。每种方法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和缺陷，如果谁说自己能持续稳定地获得超额收益，只能说他过去可以，但将来未必可以，否则他很快会成为世界首富。自己的目标是每次熊市的经历都能吃一堑长一智，不断提高自己的风控能力，争取在中国经济和股市都高速发展的这个黄金年代，用成长股价值投资结合波段操作的方法争取超额收益。时势造英雄容易，但好日子总是有限的，当黄金时代过去，经济和股市的大方向不行了，只有天才才可以避开股市轮回持续获得高收益。
　　罗伟广认为，他更适合做震荡市。价值投资的缺陷是应对不了长期的非理性估值状态，中国股市2005年以来不是恐慌低估值，就是狂热高估值，在冰点和沸点之间急速转换。2008年的极端大熊市中，真正的价值投资者必然产生阶段性亏损，而2009年的大牛市行情中，追涨杀跌反而有暴利，甚至买指数基金都可能跑赢大部分私募基金。所以非理性的大熊市和大牛市中，实力和优势很难体现出来，反而震荡市中最能发挥精选个股和把握热点轮换的优势，并跑赢大盘获取超额收益。
　　从今年的情况看，罗伟广继续着神奇。2009年至今，新价值1期-3期产品远远跑赢沪深300，也跑赢最牛公募基金华夏大盘。与其他阳光私募相比，新价值的数个产品也处于第一梯队。在今年下跌过程中，新价值的风险控制能力，比2008年有很大提高，这似乎印证了罗伟广在股市中学习炒股的论调。
　　事实上，在经历过那轮超级大熊市之后，新价值制订出了一套灵活的风控体系。据罗伟广介绍，风控体系首先要严格执行股票库制度，即公司设立一般股票库和核心股票库，一般股票库由研究部向投资决策委员会提交上市公司的调研报告，入库需获得投资决策委员会50%以上委员赞成；核心股票库由研究部向投资决策委员会提交上市公司的调研报告，入库需获得投资决策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委员赞成。研究部定期监测一般股票库和核心股票库内个股的基本面情况，并提出调整建议，出库程序与入库程序相同。各期信托计划的60%资产只能配置核心股票库内的个股；其他资产只能配置一般股票库内的个股；各期信托计划不得买入一般股票库和核心股票库以外的个股。
　　其次，严格执行轴心仓位制度，投资决策委员会每周或不定期召开仓位决策会议，对每期信托的仓位多少作动态限制。每次会议根据市场情况商讨出一个现时指导性仓位--轴心仓位，基金经理的现有仓位必须根据轴心仓位进行动态调整，任何时候不得超出轴心仓位的上下20%。
　　最后，系统性风险的规避和控制。风控委员会定期或非定期判定影响市场的事件是否会构成系统性风险。当事件发生时，基金经理应马上针对出台政策或出现的事件进行研究和评估，向风险控制委员会汇报，判断其对证券市场造成的冲击力度，以及大盘指数由此而下跌的空间；投资决策委员会作出判断，形成一个新的轴心仓位，首先考虑大盘影响因素为先，个股因素为次。如果当时信托仓位高于轴心仓位20%的弹性范围，风控人员监督各信托基金经理马上进行减仓以规避政策风险。

　　尹中立：投资双高是房价幕后推手
　　从短期、静态的眼光看，似乎货币的威力不会被关注，但如果将时间拉长就更加清晰地看到货币的威力了。从统计数据看，1979年末的我国所有银行存款为1千亿元人民币，到1989年末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1999年超过了10万亿人民币，到2009年底超过了60万亿元，30年里货币总量增长了600倍。在改革开放前20年里中国的货币总量增加了100倍，年均货币增长26%，在改革开放的第三个10年里货币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仍然高达近20%。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幅度。当然，这段时期货币的增长有合理的成分：其一，因为经济总量的增长需要货币的增长；其二，这30年我国市场经济从无到有，很多经济领域从实物配给过渡到货币分配，这本身是一个货币化的过程；其三是金融深化过程需要增量的货币供给。
　　在最近30年的时间里，货币扩张的速度是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的，但货币扩张的途径及机理在不同时段有非常大的变化。
　　1995年之前，货币过度扩张的主要原因是财政向人民银行直接透支。例如，1992年至1993年，投资增长速度均在40%以上。而且当时的投资主要是政府投资，在政府财政资金不足的情况下，由财政部向人民银行借钱，实际就是政府直接发行钞票。由于货币投放过多，导致了1994年物价指数上涨到了24%的水平。为了从根本上治理中国的通胀，颁布专门法律切断了财政向银行透支的通道，这是1995年至2005年我国连续多年没有出现恶性通胀的最主要原因。
　　2003年之后出现了新的形势，货币投放机制比1994年之前更加复杂。随着中国经济由以前相对封闭的状态转变为相当开放的状态，中国的货币政策开始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而且程度日益加深。具体表现为中国的货币投放由以前的主动变为被动，货币投放很大程度上由外汇储备占款决定。2003年以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日渐强烈，吸引着全球资金流入中国，表现为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而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更加强化了货币升值的预期。但外汇储备增加的过程就是人民币基础货币投资的过程。2003年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了2万多亿美元，对应的货币投放是20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在这6年中，我们向市场多投放了20万亿人民币。
　　如果说1995年之前的货币过度扩张是政府主动而为之的话，那么2003年之后的货币过度扩张则是被动的外汇占款导致的。对于前者，政府只要主动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即可，但对于后者就显得相当被动了。2006至2008年上半年，人民银行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及发行央票的方式将多投放的货币锁定，但无法完全对冲掉，出现流动性过剩的局面。
　　假如这些货币平均分配给所有城市居民的话，每个城市家庭大约有10万元储蓄存款，对房地产市场并不构成旺盛的购买力，但结合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结果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根据学者王小鲁的研究，少数人一年的灰色收入有5万亿元之多，他主要从现金流量表与收入统计之差的角度来得出该结论的。笔者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此作一个推理：在各项工程承包的过程中，普遍存在商业回扣，比例应该在10%至20%之间，将中国的每年投资总额乘以该比例，大约可以得到少数人的所谓灰色收入应该在5万亿左右，如果再加上各种商业流通领域的回扣行为，灰色收入总应该远大于5万亿元。可见，这些货币并不是平均地分配到所有的居民手里，而是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形成强大的购买力。
　　因为新增加的货币集中到了少数人手里，由此我们可以理清一个令人困惑的矛盾现象：几年来，房价早已经远远脱离了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楼市销售却越来越旺盛，价格也越涨越高。将2009年楼市销售总额(包括二手房)大约为6万亿元，与新增的5万亿元灰色收入基本相当。
　　200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已经由以前的短缺经济变为供给相对过剩的经济，多余的货币不会冲击一般消费品，物价上涨更多地表现在资产价格领域，股市与楼市成为这些多余的货币的主要发泄场所。结果是出现了房价连续多年的上涨。2005年以来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但效果欠佳，根本原因就在此。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假如以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变、商业贿赂的潜规则不变，则楼市价格会随着投资规模的增长而上涨。当前，为了控制楼市的价格，部分城市采取了一户只能购买一套住房的措施，这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但落实过程估计有不少困难。假如能够得到认真落实，则这些资金将需要寻找别的投资渠道，股市或许是一个选择。
　　总之，我国楼市不仅与信贷和货币高度相关，更与投资规模和投资增长速度直接相关，实施一户一房制度或许是最有针对性的调控楼市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