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如果我是日本央行 我会为投机者设陷阱
　　如果我是日本央行，我会为世界上所有的货币投机者设置一个陷阱。
　　我会假装干涉货币市场失败，引诱投机者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我会和美国财政部针锋相对，并时不时地示弱，目的是挑唆投机者。我会每天悄悄地卖出10万亿日元国债，尽管这并不能完全抵消投机性资金流入，并允许美元对日元汇率慢慢下滑、交易量慢慢上升。
　　这个游戏我会玩上两个月，让美元对日元汇率下跌至60低位附近，直至500万亿日元的投机资金进入日本，其平均成本为一美元兑75日元。随后我将宣布以一美元兑120日元的价格无限供应日元。投机者将即刻遭受3,120亿日元的损失。他们不得不平仓止损。万一投机者不平仓，我会宣布一个月后美元对日元汇率还将上升至130.
　　我会用从中获取的一半利润来偿还16%的国家债务，并将另一半利润捐赠给梅琳达和比尔·盖茨基金会用以救助非洲。我会在所有平仓行为结束之后，使日元重新实行浮动汇率，并对日元货币交易课以0.1%的托宾税，防范未来可能再次冒头的投机行为。
　　目前，货币市场又一次如脱缰野马般难以控制。货币市场每日交易量是4万亿美元，以年化率来看，是国际贸易加外商直接投资的30倍、全球年GDP的15倍。大部分交易量显然来自于金融机构或基金，而非跨国公司。投机(有些人称之为做市)正是巨额交易量的背后推动力量。
　　投机并不一定就是坏事。
　　当市场缺乏流动资金时，投机者能够增加流动性，这时候投机就是好的。而当投机者在流动性相当充足的市场中大大地增加了交易量，使得最终用户相形见绌时-- 即太多投机者正在猜测数量极少的最终用户能承受的价格时，投机就是坏事。最终用户的数量太少，不足以使所有投机者均有斩获，市场就无可避免地变成了投机者们的游戏：反应迅速而又聪明的投机者从反应较慢且容易轻信他人的投机者手中夺取资金。
　　很难确定好投机和坏投机之间的临界点。我也想不起有这样的理论。或许，这样的理论永远也不会有。推动投机的是人类情感，而不是理智力量。理性的理论可能永远都无法对此作出解释。
　　2010年伊始，市场讨论热点是美元兑日元汇率将从80升至100。许多人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交易。5月，美元兑日元汇率上升至95。随后，风向一转。市场舆论一下子转到了美联储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资金流向了另一边。美元兑日元汇率也跌至81。这种转向主要发生在投机者内部。当其他人，如日本企业，进入市场以现行价格水平买入美元时，美元兑日元汇率的下行趋势对投机者来说是有利可图的。否则，只是投机者内部的财富转移：一些投机者变得更富有， 而其他投机者则更贫穷。当然，你只不过听到了那些幸运的人讲述的故事。
　　欧元兑美元的汇率变动更加戏剧化。去年，欧元兑美元汇率还超过1.5。希腊债务危机促使许多人呼吁欧元即刻解体，欧元兑美元汇率下降至1.2；现在又反弹至1.4。欧元区面积是日本的2倍，区内各国债务总额低于日本和美国。现在，这听起来有点儿可笑了。仅仅是在几个月前，无数著名分析人士纷纷撰写文章并在电视上呼吁欧元即刻解体。而现在，市场似乎已经忘却了欧元区的金融和经济问题。
　　日本、欧元区和美国是全球三大经济体，占据全球GDP的一半。什么样的变化能导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如此戏剧性的汇率转变？
　　这三大经济体内部的企业大幅调整成本以适应此种大幅汇率变动是不可能的。如此，汇率的急剧变化几乎必然导致迂回套利(round tripping)。投机者只有在最终用户愚蠢到也趟进这趟浑水的时候才会有利可图，否则就只能是投机者之间的资金重新分配。从本质上来说，重新分配将导致投机资金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些人需要更快、更大的汇率变化以获得利润。除非有人把他们的钱拿走，货币市场的变化只可能越来越大、越快越快。
　　格林斯潘是现有投机者的始作俑者。他推行快速降低、而后逐步提升利率的政策，而投机者可预见到这种不对称的利率变化过程，并从中获利。过去20年中，我们看到此类基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且规模变得十分巨大。一些大型基金的利润甚至高于诸如通用电气或宝洁之类的跨国公司。这一切是否合理？撇开财富差距问题不谈，这些手握巨资的投机者正在使日本等经济大国难以度日。这些人如果不铲除，问题就只会越来越严重。
　　日本央行现在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来制止这些人。这些人通常认为，日本央行是很容易控制的。最好能够听听美国财政部有关日本央行应该怎么做的意见。日本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日本的汇率政策在大多数人看来也是屈从于美国的。美国正在试图通过货币贬值来解决失业危机，日本应该站在美国这一边。这一看法给了日本央行绝无仅有的机会来引诱投机资金入瓮。
　　我不认为日本央行会实施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他们的想象力差一点儿。毕竟，这样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日本央行官员不会因为赚取利润而获得奖金。这份职责将留给中国央行。当人民币汇率开始自由浮动的那一天，投机者必将如嗜血群狼蜂拥而来。中国政府与投机者可谓棋逢对手--它喜欢金钱可能更甚于对冲基金，且方式方法更有想象力、可动用的资源手段更多。将不会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

　　芒格：中国人好赌天性致股市泡沫
　　十五年前，巴菲特为期十七天的第一次访华，是为了追随比尔·盖茨夫妇。
　　通过朋友结识盖茨后，巴菲特就一直很喜欢这个商界天才，甚至为了参加盖茨的婚礼而没有去参加芒格七十大寿典礼。有人说盖茨成了巴菲特的第三个儿子；也有人说，讲到对盖茨的爱，巴菲特仅次于盖茨的太太梅琳达。
　　巴菲特第一次来中国，不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盖茨。 多年之后，留在巴菲特记忆最深处的不是长城、紫禁城、三峡或是钓鱼台宴请时盖茨夫妇特地安排为他做的一道又一道汉堡包和炸薯条，而是神农溪的纤夫。
　　在神农溪的船上时他就说：那些拉船的纤夫中可能就有另一个比尔·盖茨，但是他出生在这儿，注定一辈子这样辛苦地拉船，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我们有机会获得这样的财富成功，钟鸣鼎食，纯粹是运气。这十五年来，富有恻隐之心的巴菲特每每会想起神农溪的纤夫，感慨命运的安排，人生的际遇。
　　9月29日下午，《对话》节目邀请了当年纤夫船长来到现场和巴菲特见面。老纤夫已经不在神农溪拉船了，他全家搬到了县城，住在一幢七层楼的房子里，过着幸福的生活。老纤夫上场，巴菲特和他热烈拥抱，淳朴的老纤夫拍着巴菲特的西装表袋说：原来你这么有钱啊！
　　老纤夫的际遇折射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大发展，令巴菲特深感触动。
　　最后一天在长沙答记者问时，巴菲特说：这次中国之行所见所闻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我当然也在电视等媒体上经常看到有关中国的报道，听到很多数字，比如GDP的增长率等等，但是眼见为实，亲眼看到后的震撼力还是十分强烈。
　　如果说盖茨促成了巴菲特的首次中国行，给了巴菲特了解中国的机会，那么真正让巴菲特对中国产生好感的是芒格。被誉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思想者的芒格很崇尚中国文化；对于很多西方人不能理解接受的一些中国现象，芒格认为中国的制度系统由于历史沿革的原因，有些奇怪，但是行之有效。
　　慈善公益见仁见智
　　尽管巴菲特三天半行程中只有一个晚上参加盖茨基金的活动，但是这场慈善晚宴却吸引了全国乃至全球的目光，劝捐鸿门宴称谓也引发了国内外对于中国慈善业的激烈讨论。
　　在中国之行中巴菲特表示，把一个企业经营好，为人类造福，本身就是慈善；而盖茨则认为，在此基础之上，可以以个人或公司的名义进行一些帮助弱势群体、赈灾救难等具体的慈善活动。
　　有数据显示，美国慈善捐赠资金是GDP的1.7%，欧洲是0.7%，而中国是不到0.01%。
　　芒格表示：对于Warren和Bill的雄心我表示理解，不过我不会指示中国人该怎么做慈善，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可以选择捐我自己的钱，别人的钱捐不捐是他们的事。
　　为什么中美之间的捐赠文化差异巨大？除了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慈善机构治理透明程度不同等原因外，还有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原因。 巴菲特能捐出99%的财富，这和他价值观中的娘胎彩票理论分不开。
　　巴菲特说：我很幸运，1930年出生于美国，这个出生时空组合的概率是50比1，我从娘胎里出来的那一刻就好比中了50比1的彩票。如果不是出生在美国，而是其他国家，我的境遇就很不同了。
　　他认为，一个社会应该鼓励强者自由翱翔，追求成功，但是成功了一定要帮助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成功的人，要回馈社会。对于那些自以为全靠自己、和社会没关系、不愿意回馈社会的所谓成功人士，巴菲特很是反感，说：你让他去选择，一个是生在孟加拉国，不用付税，另一个是生在美国，看他愿意付出他收入的百分之几以获得生在美国的娘胎彩票！
　　巴菲特和盖茨是最早最激烈反对布什总统逐渐撤销遗产税计划的富人。巴菲特言辞激烈地表示，他反对世袭相承，这好比在这一界奥运冠军的孩子中选拔下一界奥运的冠军，还有比这样的制度更背离民主精神的吗？一个少女单身妈妈领些社会福利金，富人都要嚷嚷说这样培养了穷人的依赖性，不公平；那你们给子孙后代留了这么多饭票，他们几代人可以完全不劳而获，就因为他们投对了娘胎，这样就公平了吗？！巴菲特对于自己的三个孩子从不纵容惯养，三个孩子上的都是公立学校，衣食住行都很普通，过着和其他孩子一样的生活。
　　巴菲特说：Bill和我是超级幸运的，我们当然也很努力，但是我们的回报超级高。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很多人比我更聪明更努力，我只是得到的报酬很好而已。我们有幸获得这么多的财富，简直不可思议。但是一个人活这一世，吃穿用度，花不了这么多钱的，剩余的财富应该回馈社会，帮助那些没有我们那么幸运的人，他们可能出生在贫穷的地区，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或疾病缠身，或遇天灾人祸，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除了价值观方面的区别，还有一个区别是立国精神。美国的立国精神是自由、平等、民主，父传子、子传孙的封建意识让崇尚美国之梦的巴菲特深恶痛绝；但是他的深恶痛绝倒让大多数中国人不能理解，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使得封建意识根深蒂固地植入了一些现代中国人的思想中。有人开玩笑说，美国人是为下一分钟活着，印度人是为下一辈子活着，中国人是为下一代活着。所以，马云说一个不把财富留给自己孩子、不照顾自己孩子的人，你怎么能相信他会照顾社会呢？
　　芒格在北京活动现场最后补充的一句话或许提示了我们慈善的另一个侧面：反正也带不进坟墓去，不如自己捐掉，这更有意思。
　　中国经济：转型与泡沫
　　当有人问芒格中国经济转型的出路在哪里时，芒格这样回答：中国还有大量的劳动力没有就业机会，我不觉得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不该发展了。
　　巴菲特认为，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一个行业的重要性是会发生变化的，这是规律。
　　比如1920年美国1.5亿人中从事农业的人口高达30%；现在美国3.1亿人口中只有2%的人从事农业。如果1920年的时候你和当时的美国人说，以后只有2%的人从事农业了，他们会很惊讶地问，那么剩下的人不就失业没事做了吗？今天我们知道，其实不是这样。农业在经济中的占比降低了，但是涌现了很多新兴产业，人们不怕没有工作做。
　　80年代，新行业就给成千上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中国的经济在过去二三十年发展迅猛，将来二三十年还会继续发展下去；现在中国的很多工作二三十年前的人是完全想不到的，再过二三十年会有怎样的工作，现在的人们也是同样不可想象的。不用担心以后没有工作，要动态地思考这个问题，只要经济发展，只要你勤奋努力，就不怕没有事做。
　　对于中国的股市，芒格认为有严重的泡沫。
　　他认为中国人天性好赌，有的中国人沉溺于赌博，沉溺于急功近利赚快钱，把股票看成赌场的筹码，这非常糟糕。股票背后是实实在在的企业，不是赌场的筹码。我们应该做投资，投资于企业，股票只是一个载体，不应投机。
　　如果变成了一个职业赌徒，一生都耗在赌博上，就算赚了钱又如何？这是多么糟糕可怕的一生！美国已经犯过这种愚蠢的错误了，结果是整个资本市场变成了一个大赌场，欺诈猖獗，疯狂博傻，泡沫越赌越大，破裂之后损失巨大，惨不忍睹。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你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了！芒格告诫

　　左小蕾：不唯GDP是从 发展共享性经济
　　胡锦涛总书记在讨论十二五规划草案的中央全会召开之前提出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的内涵是共享性。我们认为，十二五规划经济发展的共享性成为最清晰的发展目标。仅仅侧重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以预期和期望逐渐增加国民收入来改善弱势人群生活水平是远远不充分的。GDP的增长并不能取代经济的发展，更不能取代社会整体的发展，传统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需要转变，真正有效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增长的利益和好处，要全面惠及整个社会和各层次的人群。
　　GDP发展目标可下岗
　　GDP一直是衡量发展的经济指标。长期以来，只有经济发展了其他问题才能解决的理论占主导地位，解决贫困、失业、收入分配差异，如何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的问题与 经济增长本身相比退居第二位。
　　理论上来说，经济的增长可以产生波及效应来解决弱势群体和贫困问题。但大量的实践证明，发展的辐射效应并不是自动完成的。GDP增长和人均GDP增长并不意味着分配会随着总量的提升和人均水平的改变而平均提升，并不必然带来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全面提升。
　　上世纪50、6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达到联合国所规定的发展目标，但是这些国家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改变。经济学家们发现，过去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通常是以牺牲农业和农业发展为代价来强调迅速地工业化。由此带来的高收入阶层产生在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数在农村。工业财富积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落后农村的波及效应不明显。
　　经济学家开始反思发展的定义。发展不等同于经济增长，应该是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把对削减普遍的绝对贫困、缩小收入差距以及降低失业率考虑进去。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教授希尔斯先生，提出了发展意义这个基本问题。一国发展方面的问题是：贫困情况怎样？失业的情况怎样？不平等的情况怎样？如果这三方面都显著地减少了，那么毫无疑问，该国处于发展阶段。如果这些中心问题中某一个或两个问题变得更糟了，尤其是如果这三个问题都变得更糟了，那么称这种情况为发展是会令人困惑的。
　　创业带动就业
　　创业带动就业的思想创造了共享性发展的新模式。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一段时间内，收入分配差异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带来期望的共享效果，居民收入差距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迹象。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而不顾及其社会效果的增长模式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
　　国际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历证明，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的关系，不同的增长的方式有不同的相关性。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1996年版)指出，存在一些不可取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就业机会增加的经济增长；仅使富裕人群受惠、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经济增长；缺少民众认同的不稳定的经济增长；过度破坏环境和浪费资源的经济增长。这些不可取的增长方式隐含着这样一个看法：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为了避免不利的经济与社会后果，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就变得非常重要。
　　创业带动就业是达到经济增长的共享性发展的最佳方式。就业吸纳农村过剩劳动力和其他劳动人口，就业创造收入，收入就是经济增长的利益分配。就业带来第一层次的收入分配形式，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其他经济机会形式把经济增长的好处逐渐扩散给广大人民，就业推动经济增长，也为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进行更广泛的第二次分配提供必要的条件。
　　就业通过第一次分配直接增加个人收入，通过为第二次分配创造条件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会极大地推动投资、外需增长模式向消费的增长模式转移得以实现，对改善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系列不平衡，包括过度投资，贸易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等矛盾，都可能带来积极的效果。对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应该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式。创业带来就业的增长方式应该是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实现共享性新的发展目标最佳选择。
　　共享性发展带来制度变革
　　共享性的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要求经济的增长是稳定长期的。共享性的发展观念上的革命性的转变，要求制度性的变革，进一步释放生产力，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一方面，首先，持续的共享性要求针对导致过度投资的资源配置非市场化的制度性原因进行改革。政府职能的转移是市场化配置资源的重要体制因素。因为政府职能和财政预算体制的问题，地方政府利用权利配置资源，不是最大化资源的收益，扭曲了市场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带来过度投资、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不公平的招商引资政策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政府职能的转移应大大促进市场化配置资源机制的完善，提升投资的有效性，实现降低投入保持增长的制度性贡献。
　　其次，对导致高贸易顺差的国内高储蓄-投资差异内部失衡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一般来说，在储蓄-投资的差异和贸易顺差降低的同时，消费会相应增长，促进更多依靠内需而不是外需推动经济增长，推动投资增长和依赖外需增长的模式向消费增长模式的转移。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国内外经济失衡带来的国际国内的矛盾，在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过程中会得到部分缓解，经济会更稳定发展。
　　第三，共享性要求对收入分配的方式和社会保障体制做相应的完善。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之一。消费增长是与收入增长密切相关的。收入分配有三个层次。第一次收入分配是工资；第二次收入分配是转移支付。根据边际收入倾向理论，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改善对消费增长的作用比较明显。减少支出也是增加收入。所以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制度，包括低收入群体在内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应该对促进消费增长有非常实质性的作用。
　　第二方面，共享性发展要求保护环境使经济增长更具可持续性。
　　第三方面，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包括技术效率的提升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共享性发展带来的制度性改革，一定能够像改革初期那样靠制度进步的红利，实现新的层次上的低投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