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岩石：真正赢家是贝恩
　　黄光裕家族兵败国美，理所当然的推论是陈晓获胜，其实不然，真正的赢家是贝恩资本。从此，陈晓本人将被两大股东置于股掌之中，此前打出的业绩牌成为套在自己脖子上的枷锁，只许成功不能失败，何去何从均系于两大股东之间的博弈和妥协。
　　黄光裕家族所持股份占绝对优势，之所以落败，是由于机构投资人83%的选票投给了陈晓团队。机构投资人并非是在黄陈之间选择，而是在选择团队，现代企业的核心价值是经营价值，经营价值的核心是管理团队。由于黄光裕深陷狱中，开会前仅推出了董事人选而没有合适的CEO人选。军中不可一日无帅，摆在机构投资人面前的黄陈之争因此变成了有团队和无团队的选择，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之中，机构投资人选择了有团队的陈晓，抛弃了无团队的黄光裕。由此推论，只要黄光裕家族与贝恩资本能够选出合适的CEO人选，陈晓还将被国美抛弃，这个决策不会拖过两年。道理也很简单，陈晓背水一战已是被逼无奈，如今与黄家结怨至深，双方已失去了互信与合作的基础。
　　难得有闲，国庆长假期间一口气看完了高希希执导的长篇电视连续剧《三国》，欣赏之余突发奇想，觉得国美内战很像《三国》中之曹操兵败赤壁，从此开启后国美时代的三国演义。贝恩资本在陈晓失宠后借机翻牌支持陈晓，很像当年刘备结盟孙权，孙刘联盟在赤壁一役火烧连营大败曹操，魏蜀吴从此三分天下，亦敌亦友。今日商场利来利往，既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贝恩资本此时成为黄陈双方的朋友，所以是国美内战最大的赢家，理由有三：第一，贝恩资本借黄陈之争进入国美，以第二大股东的身份制约双方，成为在国美未来发展中举足轻重的角色；第二，贝恩资本已经提出了五年计划来规范国美的发展方向，将可避免双方再因意气之争而开启两个国美之战；第三，贝恩资本随时可以抛弃陈晓作为筹码来换取黄光裕家族的妥协，从中获取其最大的经济利益。
　　简单类比仅仅是个比喻，但透过国美内讧应可看到两个三国：其一是国美内部之争的三国，其二是行业竞争格局的三国。国美内部的三国是黄陈双方和贝恩资本，行业竞争的三国是国美，苏宁及业内其他公司。如果黄光裕贸然开启两个国美之战，国美内部的三国都是输家，不仅苏宁是赢家，业内其他公司也将在不同程度上获益。所以，贝恩资本应竭尽全力避免国美内战的升级，不得已时只能牺牲陈晓以化解国美内战。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以大局为重，顾全大局的说法通常是利益之争中的借口或托词，在我看来，现在应该是陈晓认真思考自己的选择了。
　　无论是从国美的大局还是从行业的大局看，中国都不会出现一个属于陈晓的国美，因为现代企业的民主制度虽不保护大股东的独断，却不会否定大股东的权益。既然如此，今日国美只缺少一个能替代陈晓的CEO人选，这是黄光裕家族与贝恩资本长期合作的前提，也是贝恩资本提出的五年计划得以实施的关键。从黄光裕的角度看，愿赌服输，需要找一个借口休战，而只要陈晓在位，国美内战就不会休止；从贝恩资本的角度看，只要能找出替代陈晓的候选人，黄光裕就会表态支持，此后国美内战休矣，贝恩资本可以在五年后套现退出，完成其作为股权投资人的使命。
　　在国美内战的背后是一个理论命题：管理的职业化。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走向管理的职业化，无论是职业化的老板们自己主政还是职业经理人代理主政，管理职业化的趋势都是不可逆转的。过去十年，中国企业在市场化决策与职业化管理的道路上突飞猛进，在众多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中，陈晓无疑是最优秀的一个。但2010年却是管理职业化的大灾年，先是发生了唐骏事件，而后发生了国美之变，管理职业化的趋势在中国至少会因此倒退几年。再出类拔萃的职业经理人也不能挑战普通人的道德底线：诚信。现代企业的核心文化是三个字：利-智-信，君子爱财取之以道，而求财之道要以诚信为本，这就是国美内战的旁观者们所应得到的理论启示。

　　夏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主要是抑制流动性过剩
　　央行11日早通知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招商、民生两家股份制银行，将提高上述几家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幅度为50个基点。对此，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对凤凰网财经表示，央行提高央行提高六家银行存款准备金率50个基点主要目的是抑制流动性过剩。
　　在问到央行这次提高六家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意图的时候，夏斌表示，央行的政策意图比较明确了，主要是为了抑制流动性过剩。
　　夏斌此前曾表示，中国央行应考虑让银行存款利率自由浮动，但不可轻易上调贷款利率，以有效应对通胀局面。如果政府上调贷款利率，可能无法得到市场方面的理解，另外即便想要上调贷款利率，上调幅度也不能太大，而无法对实体经济带来很大积极影响。因此，当前为防止在经济增速下滑时一次性加息给市场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可以仅允许存款利率适度上浮。
　　在问到这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会对楼市和股市产生什么影响时，夏斌表示不太方便对楼市和股市的影响作出评论。
　　随着房地产新国五条的出炉，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会进一步挤压楼市的资金。夏斌此前还表示，由于市场当前非常脆弱，政府在此时加息可能不容易获得市场的理解，而即使加息，幅度也不会很大，因此对实体经济很难奏效。

　　索罗斯：中国应解决全球汇率危机 更多关注贸易伙伴利益
　　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主席乔治?索罗斯12日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称，世界现行汇率体系已经失衡。中国政府是外汇盈余的直接受益人，如果不更多关注贸易伙伴的利益，中国将不可能继续崛起。以下为该评论全文：
　　人们对汇率失调日益感到担忧，我也同样如此。巴西财长谈到可能会爆发汇率战争，他的话并不太离谱。正是在外汇市场，不同的经济政策以及不同的经济与政治体系发生着相互作用和冲突。
　　世界现行汇率体系已经失衡。中国实质上实施的是人民币盯住美元制度，而大多数其它货币或多说少是自由浮动的。中国的汇率体系是双层的，资本账户受到严格控制；而大多数其它货币并不区分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这使得人民币长期被低估，并确保中国持续获得巨额贸易顺差。
　　最重要的是，这种安排使得中国政府不用出台激励人们努力工作和提高生产率的干预措施，就能攫取中国出口的一大块价值。它与税收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效果要好得多。
　　这一直是中国成功的秘诀。它让中国在与其它国家打交道时处于有利地位，因为中国政府可以随意使用外汇盈余。它还使得中国免受严重冲击发达世界的金融危机的影响。对中国而言，此次危机可谓与己无关，大体上只是出口曾出现暂时的下滑。
　　毫不夸张地说，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直坐在驾驶席上。人民币走势对全球汇率起到了决定性影响。今年早些时候欧元陷入困境之际，中国曾采取观望政策，没有出手买入，从而助长了欧元的下跌。当欧元兑美元跌至1.20的时候，中国开始介入，力图维护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中国人的买盘扭转了欧元的跌势。
　　更近些时候，当美国国会针对人民币汇率操纵的立法成为真正威胁之际，中国让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了几个百分点。然而，欧元、日元和其它货币的上涨抵消了美元的下跌，从而保住了中国的优势。
　　中国的主导地位目前同时受到国外国内两方面因素的威胁。即将来临的全球衰退加剧了保护主义压力。日本、韩国和巴西等国正在外汇市场进行单边干预。
　　如果它们开始效仿中国对资本转移施加限制，中国将丧失现有的某些优势。此外，全球外汇市场将受到干扰，全球经济将会恶化。
　　就其国内而言，正如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2000年业已很低的46%的降至2009年的35.6%。对资本品追加投资带来的回报非常低。从现在开始，消费增长必须远远快于GDP增长。
　　因此，无论是国内因素还是国外因素，都要求中国政府允许人民币升值。但汇率调整必须成为旨在减缓全球失衡的国际协作计划的一部分。
　　美国的失衡与中国形成对照。中国受到通胀的威胁，而美国受到通缩的威胁。美国消费占GDP的比例过高(接近70%)。美国需要出台加强竞争力的财政刺激措施，而不是出台加大除人民币之外所有货币升值压力的定量宽松政策。
　　美国还需要人民币升值以减少贸易逆差、缓解累积的债务负担。相应地，只要消费率持续上升、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中国也可接受人民币升值和整体增长率降低。
　　中国公众将感到满意，只有出口商会陷入困境，中国政府获得的外汇盈余也会减少。正如中国总理温家宝所言，人民币大幅升值将是灾难性的，但每年升值10%应该可以承受。
　　由于中国政府是外汇盈余的直接受益人，因此它必须拥有远见卓识来接受其实力的减弱，并认识到与世界其它国家协调其经济政策的益处。它需要认识到，中国如果不更多关注贸易伙伴的利益，就不可能继续崛起。
　　只有中国能够发起一项国际合作进程，因为它能够抛出让人民币升值这根胡萝卜。中国已经精心设计出在其国内建立共识的机制。现在它必须更进一步，努力在国际上建立共识。这将为中国带来回报--全球其它国家将因此接受它的崛起。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袖之一，无论它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如果它未能承担起领袖责任，全球汇率体系就可能崩溃，进而拖垮全球经济。无论是哪种前景，中国贸易顺差都注定会缩水。但是，如果这一缩水是由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非全球经济衰退导致的，对中国则要有利得多。
　　出现积极结果的可能性并不大，然而我们必须努力争取，因为如果没有国际间的合作，世界将走向剧烈动荡和混乱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