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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育琨
经历磨难少的人们习惯于小题大做。我们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大部分问题，起源于无法放松地随事情自然发展，而是从“自我”的观点来看待每件事，再把这些没有实质性事务小题大做造成的。只有当一个人经历了许多困难后，才不会小题大做地陷入恐惧。
创业从零起步，而且有个吸引人的未来在召唤。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危机和挑战。在诸事不如意的可怕时刻，勇敢选择坚持的人，构成了成功企业家的群体。只有那些想到会死会出现最坏的结果而毫不恐惧的人，才会表现出完全真正的自信。一如蒙田所说，“谁学会了死亡，谁就不再有被奴役的心灵，就能无视一切束缚与强制”。
乔布斯的生母是未婚妈妈。一对工薪夫妇收养了乔布斯。被弃养的烙印，深深地触动了他的灵魂深处，让他在很小时，就开始追问：我是谁？我有什么价值？我来这个世界干什么？！17岁那年，记不得什么书上的一段话对他产生了致命诱惑：“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做生命的最后一天过，总有一天你的假设会成为现实。”被震慑的乔布斯记住了这句话。从那时起，他每天早晨都扪心自问：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我还会去做今天要做的事吗？这事真值得去为它投放激情吗？
在这样不懈的追问中，乔布斯很早就得以逃脱了人生的一个最大无知。现代网络社会信息量极其丰富，同时也使人陷入极大的忙乱之中不得解脱。人们往往只知外求，不知内求。一个人，不能观察自己，认知自己，就无法自觉，当然更无法知道自己的能量和智慧。于是，常会深陷琐事无法自拔，会很苦闷，会感觉孤独和冷漠，会莫名其妙地恐惧，会怨天尤人，会拜倒在强权或权威面前，会陷入无奈、无助、无聊的噩梦状态，甚至会得抑郁症。
人类历史长河显示了一个简单而深远的史实：一个没有经历痛苦的人注定与伟大无缘。甘地早年曾踌躇满志。他认为法律能解决绵延不绝的纷争，然而当他从伦敦牛津大学毕业回到印度后，由于有多重心理障碍，他在法庭上结结巴巴，没法自如地表达自己，便心灰意冷地离开了孟买。后来终于在南非一家穆斯林公司找到律师职位。可万没想到，在去南非的路上，尽管他买的是头等车厢贵宾票，可还是被赶了出来；又因为不愿意放弃公共马车上的座位而惨遭痛打；在路上随时遭遇警察一顿无来由的拳脚。在南非，印度人没有选举权，不能拥有自己的房屋，晚上不能随意外出，不能在公共道路上行走。人民的痛楚甚至让他忘却了一己的心理障碍，他内心深处与日俱增地唤起了一个声音：为了社会底层的公正待遇和印度人的自由而奋斗。
痛苦和理想的交融生成了伟大的力量。假如甘地在大学毕业后的最初几年没有经历那些痛苦，也许不会改变自己的世界观，进而改变历史；假如不是极度恐惧公开演讲，进而迫使他另谋生路，甘地也许会终身在从事一份安稳的律师工作。
甘地决定以与众不同的方式办理案子：不使用正常的法律诉讼程序，而是努力争取仲裁。他会力助胜诉方追要更多一点的补偿，又努力避免败诉一方倾家荡产。这种尊重对立双方的做法，是他内心深处“共赢”的理想，以后这成了“非暴力抵抗”和捍卫真理观的基本理念。
人的一生，大概经历三个阶段：“你应”、“我要”、“我是”。在孩童期，我们通过依赖享受幸福；在青少年时，我们通过追求自己的愿望而实现价值；在成年时，我们则通过把幸福状态宣布为“我是”而体味喜悦。有些人“我是”来得比较迟。有些人则很早就开始了“我是”的征程，在他们那里，“我是一切的根源”。
“我是”的状态与财富多少无关。黄光裕早已富甲一方了，但仍未脱离“以物驭心”的“你应”或“我要”状态。他们习惯于带着变色镜（变形的自我）看到世界，缺少对正当事物和正当人的起码尊重。他们放不下那个变形的自我，没法放松地随着自然的发展而真常应物，所以无论多么富有，他们都找不到那个“我是”的状态。
史蒂夫·乔布斯、甘地，这一个个摆脱奴役的心灵，他们会调动耳朵、鼻子、手掌、胳膊、腿、第六感觉以及周身的每一个器官来觉知当下的发生和力量。在那种全然的敏感状态中，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地头”。
在这“一元来复，万缘更张”的时候，愿每位读者都能找到自己的地头，都能“真常应物，天地皆归”。（作者系清华大学长三角研究院中国企业家思想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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