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侯 宁:楼市繁荣背后的假象
皮海洲:若推国际板 不妨先让红筹股回归
叶 檀:物业税一定会开征 也必须要开征
桂浩明:成交回升吹暖一月市场 量为价先
李迅雷:今年股市难跌到2800点下
侯宁:楼市繁荣背后的假象
2010年1月4日,原称迪拜塔的世界第一高楼终于剪彩为花,完成了落成启用典礼。在全球经济衰退和迪拜金融危机施虐的大背景下,这座更名为哈利法塔(哈里发是伊斯兰世界曾经的神权、王权集大成者,已废除)的世界之最在一片荒漠中拔地而起,有些勇气可嘉,也有些苍凉悲壮。
舆论声中,没人视之为阿拉伯奇迹的象征,倒有人将其命名为繁荣悼念碑。当地一名银行家讥讽地说:在这个发展过速的城市,大楼是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的最后狂欢。
据说,有德国市场分析师便创立了一种高楼指数,以此来观测全球经济温度和兴衰周期,因为当经济发展到人定胜天的信心高度膨胀之时,人类的贪欲便蒙蔽了他的理智,万丈高楼平地起的现象便会层出不穷,此时,好日子便走到头了,GOOD OLD DAYS就会逐步走进人们的记忆。这一次,哈利法塔便精准地印证了高楼指数的价值:828米的繁荣悼念碑横空出世之时,楼价已跌去一半,所有购房投资者均被套牢,而外表光鲜的大楼,其内部还在勉力施工……
对于这座高塔的耗资,目前人们的估计是约125亿港元,但实际投资显然要超出这个数目,因为还有10%的空间根本没卖出去,所以接下来,此前买楼花的投资者将和迪拜酋长一起经受煎熬。
没有人知道何时能真正收回投资,也没有人能确切知道迪拜城能否恢复曾经的奢华和繁荣。一片汪洋和浩瀚沙漠包围中的这座人造都市,注定要浓缩人类的梦想、野心、荒诞、失望和挣扎,也注定要成为一个地道的阿拉伯神话和再版的阿尔罕布拉宫传奇。
当然,对中国人来说,只有温州富人团和北京台曾追问过的热血经济学人金岩石先生会高度关注迪拜楼市的发展进程,而对其他国人而言,这不过是个遥远的梦。然而细究起来,这169层的哈利法塔其实还是可以和我们的命运挂起钩的,即便不说中国面临同样可怕的房地产泡沫,单从某种巧合的历史时间周期来说,2009-169=1840,而1840年,上上世纪的那个时候,正是此前一直自视为中央大国的中国人开始被蛮夷百般欺辱的时候。
此后,我们挨打,我们求和,我们自慰,我们割地,我们赔款,我们挣扎,我们抗争,我们胜利,我们自立,我们出击,我们跃进,我们文革,我们改革,我们开放,我们喊出大国崛起,我们喊出保卫增长,我们喊出率先复苏,我们喊出中国经验......恍若隔世,又近在眼前,已过了169年了。刚刚过去的2009,带去的正是我们---中国人,经过的和不该忘却的一切的一切。
在这个意义上说,哈利法塔的诞生倒是理当给中国人一些启示的,无论是从个人投资角度,还是从国家发展方略。至少,我们由此便该知道,不是什么世界之最都需要去争的,我们需要学习的是他国的自由、民主、科技法制,而不是他们的奢靡、透支愚昧和腐败,我们需要争取的是像发达国家一样的,民富、民权创新和进取,而不是他们的贫富悬殊、嫌贫爱富以及黄赌毒--舍本逐末只能自取其辱,虚幻的烟花也永远遮不住内在的失落。
是的,作为有权有钱有势的迪拜酋长的大手笔投资,169层的世界之最哈里发塔终于竖起来了.谁都知道,其每一个细胞里都充斥着自大、奢华和虚荣,但大家也都知道,真正的传奇、真正的投资皇帝、真正的世界之最,却在美国小镇奥马哈的那个当初价值3万美元的平房小院里……
皮海洲:若推国际板 不妨先让红筹股回归
新年伊始,国际板成了热门话题。不论是对2010年中国股市的十大猜想,还是探讨2010年中国股市的十大命门,国际板推出的话题都位列其中。而作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近日发布的2010年IPO融资预测数据更是显示,国际板不仅会在今年推出,而且将有5家海外公司挂牌上市,融资额在1000亿元左右。
据报道,上证所已明确将国际板列为了2010年的工作重点。与此相呼应的是,去年12月21日,市场上传出了汇丰控股最快将于今年3月登陆上证所的消息,并且,汇丰控股已委任中信证券及中金公司为上市保荐人。
不过,尽管市场上关于国际板的种种猜测与传闻不断,但官方并没有对国际板的推出给出明确的时间表。去年12月22日,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在2009中国金融论坛上表示,国际板推出尚无时间表,国际板的推出取决于企业的准备、规则的制定以及其他的配套情况。实际上,在推出国际板的问题上,目前市场的分歧还是很大。毕竟国际板的主要是为外企上市服务的,而在目前A股市场并不成熟,新股发行市盈率高达50倍、甚至上百倍的情况下,让外企来A股市场圈钱,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更何况国内企业上市融资的压力很大?
然而,推出国际板与红筹股回归,应该是要区别对待的。舆论之所以对国际板在2010年的推出充满了种种猜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与红筹股回归存在很大关联。不少业内人士甚至把让红筹股尽快回归作为尽快推出国际板的重要理由。
让红筹股早日回归A股市场这是很有必要的。毕竟红筹股公司是中国人自己的公司,这些公司的大部分业务在内地,客户、盈利来源在内地,但内地的投资者却无缘分享其经营成果。特别是中移动这样的红筹股公司,凭借政策的倾斜和行政垄断的优势,从以亿为计量单位的内地消费者群体身上赚取了巨额利润,但每天都在为其利润做贡献的境内投资者,却始终没有能参与投资、分享收益。
实际上,红筹股的回归,没有必要与推出国际板捆绑在一起,而应该让红筹股先行回归。虽然国际板的推出可以为红筹股回归提供一个渠道,但没有国际板,红筹股一样可以实现回归,中国联通回归A股市场就是一个先例。包括中移动在内的其他红筹股公司,都可以选择中国联通的方式回归A股市场,而没有必要把红筹股回归拴在国际板这一棵树上。
如果2010年国际板推出能够得以成行,红筹股回归借助国际板这个平台当然是可行的。但鉴于国际板推出还没有时间表,尤其是国人难以接受外企来A股圈钱的事实,所以,在国际板推出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不妨让红筹股回归先行一步。这对于红筹股公司的发展与中国股市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个更务实的选择。
叶檀:物业税一定会开征 也必须要开征
有关推出物业税的消息让房地产市场雪上加霜。
物业税的推出,意味着投资性购房将遭到毁灭性打击,物业税推出之时就是房价暴跌之日。
政府每年都将根据市场评估价对物业进行收税,使得投资房地产成为成本高昂的风险投资。当投资者等着收获房地产红利的时候,发现最大的一块红利被政府以物业税的形式拿走。此时,房地产泡沫将暴露出噬血的本来面目,现在大叫租售比不值一提的人,会发现原来租售比等数据是如此重要。因为以2009年的高房价,投资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这辈子靠出租物业收回成本获得高额投资收益。为了降低物业持有成本、尽快回收红利,投资者唯一的办法就是抛售物业,但他会发现所有的房地产投资者拥有同样的想法,结果只有一个,投资者根本无法在市场上套现,能够收回成本已经是上上大吉。
基于三个原因,笔者并不认为物业税马上会开征,但到下半年应该会有实收试点。首先,拥有数套物业的既得利益阶层将因为物业税,转眼从暴利享受者成为投资市场的炮灰;第二,基本的评估技术条件尚不具备,物业税在十个城市空转,其他城市的配套举措并未跟上。物业是自住还是非自住,信息是否联网,北京的投资客在海南的物业如何统计在内,都是大问题;第三,实体经济远未复苏,地方政府如果无法得到土地暴利,而房地产市场又成为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地方经济马上破产。
稳妥的办法是,物业税从商业地产开始起步,逐渐扩展至高端住宅市场,选择已经空转了数年的非一线城市进行试点。商用地产在房地产市场中本来就是弱势,商业不旺,租金下降,抛售者众多,征收物业税不会大动干戈,高端住宅物业才是投资色彩最浓厚的一块。
从中国税收体制的完善来说,从中国建立公共财政的大方向来说,物业税一定会开征,也必须要开征。开征物业税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绝不可等闲视之,也不能只局限在房地产市场调控层面作为政府的投机性短期调控手段。
物业税的开征,意味着中国土地市场的根本性变革。以往投资者只有70年使用年限,征收物业税相当于变相承认投资者拥有土地的永久使用权。对此大是大非,不可有丝毫动摇。
开征物业税还意味着地方政府角色的转变,地方政府现在是地方国企的掌门人,是地方土地的垄断者。收取物业税之后,地方政府从土地市场的重要交易者转型为市场的监管者,他们所得到的最大收入不应该来自于土地出让收入,而应该来自于税收收入,所以开征物业税是厘清地方政府身份的一个契机。
物业税从根本上来说是个财产税,从税收意义上来说有调节社会财富、损有余以补不足的作用。
物业税是建立中国地方公共财政的开端。物业税是税,按照法律规定必须明明白白列入地方财政预算,这是改变地方土地财政的关键一步。以往土地收入不纳入预算,而纳入政府基金收入,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政策要求将土地出让收入等非税收入全额纳入预算管理。但从国家审计署2009年7月公布的调查结果看,一些地区执行国家政策还不到位。抽查的10个省本级、23个市本级和41个县,2007年有848.26亿元非税收入未纳入一般预算和基金预算管理,占这些地区应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的22.63%,其中16个市县超过50%。从结构看,上述应纳未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主要是土地出让收入626.42亿元和已收缴的国有资本经营收益44.56亿元,合计占上述848.26亿元的79.1%。也就是说,巨额的土地收入在公共财政体系外循环。
2009年,70个城市土地出让总收入翻番,杭州、上海、北京获前三甲,而这些沿海城市也是受到出口下降冲击较大的城市。中国的房地产业已形成恶性循环。出于地方财政收支的考虑,政府不得不力保房地产,房价高涨催生了资产泡沫,使中国实体经济未富先衰。
推出物业税不仅是对房地产投资者的冲击,也是对政府的约束,物业税绝不仅是政府收入的增加,让地方政府坐收税收与土地出让收入的双重红利,而是对土地出让经济的约束,是建立公共财政的开端,是税收公平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