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预期日渐强烈，央行的行动速度可能会超过市场之前的猜测。加息时间可能大大提前，甚至也早于美国。如果金融机构不听招呼，一些行政性强制手段势必会再度启用。机构、市场和决策者之间的博弈会贯穿期间，央行则处于舞台中央。由于进出口回暖，今年中国顺差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如果央行坚持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回收流动性面临的压力更大。

　　不过我们以为，政策权衡不应仅仅局限于货币政策，基于危机管理的一揽子政策都需要重新权衡和考虑。比如说，两年四万亿的政府投资计划是否还有必要在今年内完成？要知道去年中央就有2000亿元的投资没有下达，如果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张，对于通胀或有推波助澜之忧。

　　经验证明，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确存在挤出效应，有政府扶持背景的大国企的投资，对民间投资同样也有挤出效应，如果说，政府在危机处理阶段，认为借助于国有企业可以更便利地实现自己的构想和目标，救经济于危局，现在则不妨放下或深或浅的国企情结，重新摆正所有投资者的位置。

　　尤其应注意，民间投资跟很多应急政策是无法共处的。很多地方政府在应对危机的时候走上了前台，政府对微观经济的深度干预，被当作一些地方成功应对危机的经验之谈。这种做法恰当与否当时就存在争议，可以肯定，当宏观政策逐步正常化的时候，政府依然深度介入，启动民间资本就无从谈起。

　　所以我们认为，应该重新检视2008年末至2009年出台的一些政策和地方政府的操作行为，将市场的仍归于市场，而不是沿袭旧政，乃至强化一些领域中的政府管制和干预政策。比如说，去年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有效地提振了信心，但是在具体操作上，尤其是对跨地区兼并重组的规划，则带有鲜明的行政色彩，这并不利于市场主体在竞争格局中做强做大，反而可能形成新的地区割据，强化地方利益对经济主体的干预。

　　类似于这些政策，仍应清晰辨析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如若对政策作出进一步的细化，更应该考虑更加强调市场配置资源，摒弃政府“拉郎配”式的指导和干预行为。

　　去年，煤炭、天然气等资源价格改革迟滞未动，其中一个原因是消费价格逐月回升，通胀预期抬头。对依然疲弱的经济来说，保持价格稳定有好处，但是长期而言，改革动作迟滞不利于理顺价格，价格信号错乱，客观上也会对投资过度推波助澜，各地政府不能用价格信号引导投资者行为，最终就只能持续采用行政的方式淘汰落后产能，实践表明这种做法难以奏效，也很容易伤及民间投资者。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重回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确认拐点的标志是民间投资重新启动，占据了半壁江山。因为只有民间投资的活跃才表明经济真正具有了活力，市场成为经济成长的最大驱动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宏观政策正常化，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之手应该主动退，干净彻底地退，要比经济刺激政策退得更快。这也是激活民间投资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