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 年来，贸易、投资和创新的发展造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全球离终结极端贫困的目标也越来越近。这种繁荣使穷国得以缩小与富国的收入差距，降低了国家层面经济危机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

　　然而近来接连发生的两大冲击使上述进展陷于停顿。对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很明显，新冠大流行将给经济造成严重而持久的损害；而未等它们走出疫情危机，就又爆发了乌克兰战争。战争引起了自197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可能导致2022年全球增长减少整整一个百分点。

　　数十年来最剧烈的能源价格上涨

　　能源名义价格在过去23个月(2020 年4月至2022年3月)的总变动是自1973年油价飙升以来能源价格经历的最大幅度上涨。

　　这场战争也改变了全球大宗商品的贸易、生产和消费模式，可能导致价格今后多年保持高位。许多国家正在减少或中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和石油，转而寻求距离更远的替代供应；而另外一些煤炭进口大国也可能放弃现有供应商并转为从俄罗斯进口。结果就是整体运输距离加长。而由于煤炭体积大、运输成本高，因此这种贸易转向的成本可能十分高昂。石油和天然气贸易也开始出现类似转向。

　　这些情况给贫困人口的打击尤为严重。与富裕家庭相比，贫困家庭因食品和能源价格提高而额外增加的支出在其收入中所占份额更大。大多数穷国都是石油进口国，因此能源价格上涨将使已经因新冠危机而资金枯竭的政府预算更加紧张。与此同时，化肥价格也在飙升，目前有些产品的价格处于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可能导致化肥用量减少，进而造成农产品产量下降，食品供应进一步减少。

　　另一方面，大宗商品价格冲击也有可能促使生产和消费模式发生有益转变。例如，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美国大幅提高了汽车燃油效率标准——从原来的每加仑13英里提高到1990年的每加仑20英里。美国国会还制定立法，禁止使用原油发电。这两项措施都取得了减少对高价能源的需求、同时使环境变得更清洁的效果。总的来说，大多数国家在70年代石油危机后采取的应对方式都是设法减少需求、提高产量或转向替代能源。

　　油价飙升可以带来有益变化

　　各国针对 1970 年代的油价冲击采取了提高能效以减少石油需求和鼓励使用替代能源的政策。

　　美国机动车燃油效率(英里/加仑)

　　然而，现在以这种方式应对危机已变得更加困难。首先，与1970年代相比，政府现在转向廉价替代能源的空间缩小，因为所有能源产品的价格全面上涨。其次，石油消费在全球GDP和消费者总支出中所占比例比70年代降低，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因此，价格提高对能源需求的抑制作用较弱。第三，各国政府迄今做出的反应是削减燃料税或实行燃料补贴。这些政策尽管短期来看有些益处，但却可能导致能源需求增加，从而使危机拖延更长时间。

　　能源价格持续高企还会损害另一个重要全球发展目标：实现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清洁能源转型。一些国家确实打算扩大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等低碳化石燃料的生产，但这类项目的实施需要时间。与此同时，有些国家决定扩大生产和使用那些更便宜的化石燃料——例如中国计划增产煤炭3亿吨，等于在目前产量基础上增长8%。

　　克服全球性危机需要全球合作。过去30年国际社会广泛开展了这种合作，小国穷国从中受益更多。乌克兰战争可能颠覆了以往促成这种合作的诸多激励，但各国政府仍然可以采取措施来尽可能减少对脆弱群体以及全球经济的伤害。以下五项行动将大有裨益：

　　首先，通过实行提高生产力的政策改革、合理实施农业补贴和加强贸易便利化，有力刺激粮食、食用油和化肥的供给反应。市场对价格上涨的反应是增加供给，而在很多情况下这只需要几个月而不是几年。

　　其次，强化有针对性的社会安全网计划，例如现金转移支付、学校供餐和公共工程项目等。这类措施在保护贫困家庭免受价格上涨影响方面可以取得很好效果，而且是比补贴更好的公共资金使用方式。如果必须使用补贴，则应向公众说明补贴将数量有限且是临时性的。

　　第三，抵制对粮食进出口实行限制的诱惑。以往的粮食危机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限制粮食贸易只会使问题变得更糟。

　　第四，抓住一切机会加强国际合作，以提高市场透明度、协调政策应对。

　　最后，扩大能效与可再生能源投资，尤其是改善建筑物的隔离保温以防寒防热。此类政策有助于气候目标的实现并降低居民的能源支出，从长远来看还可以改善能源安全。

　　过去两年的重重危机已使世界各国的政府没有什么回旋余地，也没有多少犯错的空间。政策制定者今后一年所做的选择很可能决定今后十年的方向和进程。他们应竭尽全力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同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损害全球经济的行动。

　　(作者：英德米特 吉尔，世界银行主管公平增长、金融与制度副行长；阿伊汗高斯， 世界银行预测局局长)

（文章来源：世界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