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及资本市场对方开放的变化及感受时，刘富荣指出：“我们不仅受惠于外资投资金额的增加，还拉近了海外投资者和我们的距离，让他们对中国市场有更深入的了解。以往外资和内地基金管理人在投资文化上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比如说对透明度的要求不太一样，我们这几年关注于和外资交流的时候提高投资决策、回报贡献归因和如何达到持续的超额回报等方面的透明度，把我们的服务提高到国际顶尖水平，并提高外资对中国市场的独特风格的理解。”

　　在回首今年以来，过去11个月以来的收获和经验时，刘富荣分享：“从过去十八年的海外投资市场经验来看，今年还是跟以前一样，必须坚持科学及有效的方法进行投研分析，利用完整的投研体系来支持我们的投研决策。今年我们的海外宏观模型准确地预测了两个重要方向，一是美国经济活动下行（我们叫美国周期位置ECI），二是美元流动性将会因为美联储政策而有大幅的提高（我们叫美国金融条件FCI）。这个模型回溯1984年到现在美国的六轮下行周期中ECI指数及FCI指数的有效性, 从而优化我们的投资决策的有效性及准确性。比方说今年我们在美国国债方面有不错的收益，是基于我们对美国经济情况ECI的准确判断，而跟据FCI的判断我们重配了美元高收益债券，使我们在过去一年达到双位数的回报及很好的夏普比例Sharpe Ratio，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相信在信息爆炸的年代，利用科学性的投研体系来深度追踪及解读市场情况仍旧是最可信的。”

　　展望后市，刘富荣认为：“其实两周前我在香港的一个欧洲银行投资高峰会上也分享过我对2020年的投资观点及配置策略，有趣的是其他嘉宾的忧虑都在全球经济是否已经走向衰退，在国际投资是否要小心规避风险，但是我比较幸运，那天我主要要谈的是中国市场，所以就没有经济衰退的问题，而是讨论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占百分之三十的情形下，我们该如何在中国找最好的投资机会，这也代表2020年的海外配置的难度将会提高。”

　　刘富荣分享了关于大类资产配置的看法：“关于美国资产，我们认为美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美国政治风险越来越高，从美国总统选举、白宫内部、特朗普总统与国会、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斗争将会进入白热化状态。而我们跟市场看法不同的是我们认为美联储降息空间有限，因为美联储在历史上的大选年总会保持政治中立，所以利好美国资产的因素都可能已经体现了，因此我们认为应适度回避美国增长股、高动量股及高波动率股，并且增加对价值股的关注。在股票方面我们认为应该关注受益于内地政策红利的行业，寻找高增长、高质量的龙头企业包括科技、医疗与消费行业，规避增长空间及想象力有限的成熟企业，如香港本地行业，也就是要规避一些人经常强调‘港股估值处于历史低水平’的‘价值陷阱’。在债券方面，我们认为可以关注短期的中资美元债及中期的欧洲银行永续债及保险的永续债，因为通过基本面研究，中国企业债相对新兴市场的债会更稳并会有更高的收益，而欧洲银行资本充裕，其永续债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