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讯
今年最后一个月，上海法院集中审理多宗“老鼠仓”案，除原海富通基金经理
程岽、东吴基金经理魏立波、汇丰晋信基金原副总经理林彤彤外，华宝兴业原基金经理牟旭东等也将今日上庭。
基金经理成群结队遭调查
19日上午，林彤彤因涉嫌利用未公开消息交易罪，站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的被告席上。在我国公募基金业发轫之初即投身业内、管理基金年限超过15年，林彤彤离任之前曾经是基金业内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基金经理。
公诉机关指控，林彤彤在2009年2月到2013年11月担任汇丰晋信龙腾股票基金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买卖格力电器、中国平安等108只股票，涉案金额2.5亿余元，非法获利185万余元。
最近两年，“老鼠仓”丑闻正在基金业由点及面被曝光，基金经理成群结队遭立案调查，包括国内知名公募华夏基金也被裹挟其中，旗下多名基金经理深陷丑闻，卷入的基金公司达10余家。据统计，年初以来被证监会、司法机关通报的涉“老鼠仓”基金经理已超过15人，远超历年。
涉案最小金额也超2000万
上海某券商基金分析师告诉记者，除先于公募基金私自买入相关股票，像老鼠偷吃粮食一般，将基金持有人利益转移到自己口袋中的“老鼠仓”之外，行业内还充斥着各种内幕交易手段。
例如，部分私募基金惯常的手法是，投资经理拿着从客户那里募集来的巨额资金购买股票，同时将股票推荐给公募基金、保险资管等大资金，待股价拉升后再卖出，投资经理按照获利资金的一定比例抽成。再如，多家资管机构基金经理私自达成台面下的“抽屉协议”，抱团持股拉升同一只或几只股票，约定好时点卖出获利，使得许多不明真相的中小散户成为最后的“接盘侠”。
证监会发言人此前表示，去年以来已经受理“老鼠仓”线索38件，卷入的公司不再是单一个体，而是十余家资管公司。涉案人员已由以往的基金经理本人，扩展到上游研究员、后台交易员，甚至下游的托管银行人员；涉案金额最大者达10多亿元，最小金额也超过2000万元。
业内人士认为，此轮资本市场“捕鼠行动”远未结束，仍有大量涉案资产管理机构和相关人员未遭曝光。 新华社
大数据监测“老鼠仓”缺失配套制度难治本
近期，多起资本市场“老鼠仓”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监管层引入“大数据分析”查处“老鼠仓”成效明显。然而，由于缺乏相关制度保障，违法成本较低致使震慑力度有限，“老鼠仓”加大监管背后却写满无奈。
资产管理行业“老鼠仓”频曝光
今年以来，资产管理行业“老鼠仓”频频曝光，基金经理则成为“重灾区”。“2014年对老鼠仓事件的曝光，绝对数量显著提高。”济安金信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群航说，查处“老鼠仓”使用的数据最早可追溯到2009年。
事实上，随着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的出台，证券从业人员内幕交易以及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名正式写入刑法，成为监管层对“老鼠仓”案件认定的重要分水岭。与之前主要依靠举报、现场检查“捕鼠”完全不同，目前以“大数据分析”为主的“数字稽查”技术正在不断升级，案件线索发现、报送的及时性和精准度也在提高。
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宋丽萍曾公开表示，今后将投入力量把原形系统项目和股价异动联系起来，构建市场监控综合数据模型，全面提升对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证券欺诈文本信息的挖掘和监管。
“捕鼠”技术增强缺乏配套制度
然而，“捕鼠”技术实力的增强，却无法改变相关配套制度缺乏的窘境。在多起“老鼠仓”案件发生后，“已离职”“个人行为”等已成为涉事公司回应、甚至推脱责任的标准口径。“老鼠仓行为不断出现，却没有一家基金公司受罚，令人不可思议。”王群航表示。
对于“老鼠仓”行为刑罚较轻的现实状况，也使“大数据”监管“利器”对犯罪行为的震慑力度十分有限。自2011年长城基金久富证券投资基金经理韩刚成为“老鼠仓”获刑第一人以来，几年来陆续有“老鼠仓”被查，但入刑时间均未超过4年。
博时基金原基金经理马乐因“老鼠仓”被“判三缓五”，更是引起公众广泛关注。12月8日，最高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对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提出抗诉。一些投资者甚至表示，“法院如此判法，会鼓励更多人铤而走险—反正犯罪成本很低，不如搏一把。”
亟须为震慑硕鼠提供制度保障
对于“老鼠仓”监管而言，“治标”要求不断提升技术手段，如“大数据分析”等，但想要“治本”还须规定并严格执行配套制度。
基金公司作为管理主体，基金经理发生“老鼠仓”违法行为说明公司管理、内控等并不到位。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监管机构对基金公司的监管及处罚“亟须跟上”。相比于美国等海外成熟市场，我国内幕交易量刑过轻，博时基金马乐、汇添富基金苏竞等近年来影响巨大的“老鼠仓”基金经理都未判“实刑”而是缓刑。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说，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性质之恶劣，甚于大街上的抢劫和偷窃。在坚持法治原则下，针对“老鼠仓”等内幕交易行为还是要坚持猛药去疴，重典治乱。
此外，对于“老鼠仓”行为发生后，中小投资者的民事诉讼赔偿机制仍然缺失。“按照现行监管体制，即使基金经理因老鼠仓案受到应有的惩罚，那些因老鼠仓利益受到损害的投资者也无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这正是法律今后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张远忠说。 新华社
基金经理成老鼠仓重灾区
今年已通报“涉鼠”基金经理超15名
3月7日，证监会证实中邮基金旗下基金经理厉建超涉老鼠仓被查。
5月9日，证监会通报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经理钱某、平安资管张某某等内幕交易案，涉及金额均超1亿元。
7月4日，蒋征、陈绍胜、牟永宁、程岽和黄春雨等5名海富通基金原任或时任基金经理，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案被查。
11月21日，北京市公安局通报，罗某萍利用任某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经理便利，借助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并非法获利1300余万元。
他们是谁？高学历精英犯罪者
从最大“老鼠仓”马乐，到最赚钱“老鼠仓”苏竞，这些曾经辉煌如今身陷囹圄的前基金经理们本是当之无愧的精英。高学历、高智商、高收入，贴着“三高”标签的他们毫无疑问是同辈中的佼佼者。如博时基金前基金经理马乐系清华大学研究生，东吴基金前基金经理魏立波系管理学硕士，汇丰晋信基金前基金经理林彤彤是工商管理硕士，汇添富基金前基金经理苏竞是经济学硕士。
赚了多少？百万至数千万不等
2009-2012年，苏竞靠200多万元启动资金，翻了近18倍，获利达3650多万元，被称作最赚钱的老鼠仓。苏竞已被判刑2年6个月。
博时基金前基金经理、80后的马乐短短26个月买卖70余只股票，累计交易金额10亿余元，被指盈利1800余万元。
2007年12月29日至2009年12月28日，魏立波任东吴嘉禾优势基金经理期间，基金亏损幅度达27 .15%，由此被媒体称做管理水平最差的基金经理。但做老鼠仓，仅6个月时间就给自己赚了270多万元。
名词解释
所谓“老鼠仓”，是指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投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获得的未公开信息，在公司管理的资金买卖某一股票前，先用个人资金买卖该股，通过低于单位资金买入、高于单位资金卖出而达到个人获利的行为。 (来源：南方网)
基金经理成群结队遭调查
19日上午，林彤彤因涉嫌利用未公开消息交易罪，站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的被告席上。在我国公募基金业发轫之初即投身业内、管理基金年限超过15年，林彤彤离任之前曾经是基金业内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基金经理。
公诉机关指控，林彤彤在2009年2月到2013年11月担任汇丰晋信龙腾股票基金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买卖格力电器、中国平安等108只股票，涉案金额2.5亿余元，非法获利185万余元。
最近两年，“老鼠仓”丑闻正在基金业由点及面被曝光，基金经理成群结队遭立案调查，包括国内知名公募华夏基金也被裹挟其中，旗下多名基金经理深陷丑闻，卷入的基金公司达10余家。据统计，年初以来被证监会、司法机关通报的涉“老鼠仓”基金经理已超过15人，远超历年。
涉案最小金额也超2000万
上海某券商基金分析师告诉记者，除先于公募基金私自买入相关股票，像老鼠偷吃粮食一般，将基金持有人利益转移到自己口袋中的“老鼠仓”之外，行业内还充斥着各种内幕交易手段。
例如，部分私募基金惯常的手法是，投资经理拿着从客户那里募集来的巨额资金购买股票，同时将股票推荐给公募基金、保险资管等大资金，待股价拉升后再卖出，投资经理按照获利资金的一定比例抽成。再如，多家资管机构基金经理私自达成台面下的“抽屉协议”，抱团持股拉升同一只或几只股票，约定好时点卖出获利，使得许多不明真相的中小散户成为最后的“接盘侠”。
证监会发言人此前表示，去年以来已经受理“老鼠仓”线索38件，卷入的公司不再是单一个体，而是十余家资管公司。涉案人员已由以往的基金经理本人，扩展到上游研究员、后台交易员，甚至下游的托管银行人员；涉案金额最大者达10多亿元，最小金额也超过2000万元。
业内人士认为，此轮资本市场“捕鼠行动”远未结束，仍有大量涉案资产管理机构和相关人员未遭曝光。 新华社
大数据监测“老鼠仓”缺失配套制度难治本
近期，多起资本市场“老鼠仓”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监管层引入“大数据分析”查处“老鼠仓”成效明显。然而，由于缺乏相关制度保障，违法成本较低致使震慑力度有限，“老鼠仓”加大监管背后却写满无奈。
资产管理行业“老鼠仓”频曝光
今年以来，资产管理行业“老鼠仓”频频曝光，基金经理则成为“重灾区”。“2014年对老鼠仓事件的曝光，绝对数量显著提高。”济安金信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群航说，查处“老鼠仓”使用的数据最早可追溯到2009年。
事实上，随着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的出台，证券从业人员内幕交易以及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名正式写入刑法，成为监管层对“老鼠仓”案件认定的重要分水岭。与之前主要依靠举报、现场检查“捕鼠”完全不同，目前以“大数据分析”为主的“数字稽查”技术正在不断升级，案件线索发现、报送的及时性和精准度也在提高。
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宋丽萍曾公开表示，今后将投入力量把原形系统项目和股价异动联系起来，构建市场监控综合数据模型，全面提升对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证券欺诈文本信息的挖掘和监管。
“捕鼠”技术增强缺乏配套制度
然而，“捕鼠”技术实力的增强，却无法改变相关配套制度缺乏的窘境。在多起“老鼠仓”案件发生后，“已离职”“个人行为”等已成为涉事公司回应、甚至推脱责任的标准口径。“老鼠仓行为不断出现，却没有一家基金公司受罚，令人不可思议。”王群航表示。
对于“老鼠仓”行为刑罚较轻的现实状况，也使“大数据”监管“利器”对犯罪行为的震慑力度十分有限。自2011年长城基金久富证券投资基金经理韩刚成为“老鼠仓”获刑第一人以来，几年来陆续有“老鼠仓”被查，但入刑时间均未超过4年。
博时基金原基金经理马乐因“老鼠仓”被“判三缓五”，更是引起公众广泛关注。12月8日，最高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对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提出抗诉。一些投资者甚至表示，“法院如此判法，会鼓励更多人铤而走险—反正犯罪成本很低，不如搏一把。”
亟须为震慑硕鼠提供制度保障
对于“老鼠仓”监管而言，“治标”要求不断提升技术手段，如“大数据分析”等，但想要“治本”还须规定并严格执行配套制度。
基金公司作为管理主体，基金经理发生“老鼠仓”违法行为说明公司管理、内控等并不到位。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监管机构对基金公司的监管及处罚“亟须跟上”。相比于美国等海外成熟市场，我国内幕交易量刑过轻，博时基金马乐、汇添富基金苏竞等近年来影响巨大的“老鼠仓”基金经理都未判“实刑”而是缓刑。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说，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性质之恶劣，甚于大街上的抢劫和偷窃。在坚持法治原则下，针对“老鼠仓”等内幕交易行为还是要坚持猛药去疴，重典治乱。
此外，对于“老鼠仓”行为发生后，中小投资者的民事诉讼赔偿机制仍然缺失。“按照现行监管体制，即使基金经理因老鼠仓案受到应有的惩罚，那些因老鼠仓利益受到损害的投资者也无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这正是法律今后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张远忠说。 新华社
基金经理成老鼠仓重灾区
今年已通报“涉鼠”基金经理超15名
3月7日，证监会证实中邮基金旗下基金经理厉建超涉老鼠仓被查。
5月9日，证监会通报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经理钱某、平安资管张某某等内幕交易案，涉及金额均超1亿元。
7月4日，蒋征、陈绍胜、牟永宁、程岽和黄春雨等5名海富通基金原任或时任基金经理，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案被查。
11月21日，北京市公安局通报，罗某萍利用任某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经理便利，借助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并非法获利1300余万元。
他们是谁？高学历精英犯罪者
从最大“老鼠仓”马乐，到最赚钱“老鼠仓”苏竞，这些曾经辉煌如今身陷囹圄的前基金经理们本是当之无愧的精英。高学历、高智商、高收入，贴着“三高”标签的他们毫无疑问是同辈中的佼佼者。如博时基金前基金经理马乐系清华大学研究生，东吴基金前基金经理魏立波系管理学硕士，汇丰晋信基金前基金经理林彤彤是工商管理硕士，汇添富基金前基金经理苏竞是经济学硕士。
赚了多少？百万至数千万不等
2009-2012年，苏竞靠200多万元启动资金，翻了近18倍，获利达3650多万元，被称作最赚钱的老鼠仓。苏竞已被判刑2年6个月。
博时基金前基金经理、80后的马乐短短26个月买卖70余只股票，累计交易金额10亿余元，被指盈利1800余万元。
2007年12月29日至2009年12月28日，魏立波任东吴嘉禾优势基金经理期间，基金亏损幅度达27 .15%，由此被媒体称做管理水平最差的基金经理。但做老鼠仓，仅6个月时间就给自己赚了270多万元。
名词解释
所谓“老鼠仓”，是指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投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获得的未公开信息，在公司管理的资金买卖某一股票前，先用个人资金买卖该股，通过低于单位资金买入、高于单位资金卖出而达到个人获利的行为。 (来源：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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