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模式不仅可以有效促进国有资本从产品经营向资本经营转变，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还能够发挥杠杆放大效应，引导更多民间资本的合作，扩大创投基金的资金来源。”刘健钧认为，此外还可以考虑鼓励社保基金、符合条件的境外资金等长期资金进入创投领域。

财税政策有待完善

“公司型创投基金作为纳税主体，即便享受了所得税抵扣，其实际税负也往往高于合伙型创投基金。”刘健钧表示，由于将合伙型基金简单理解为一般工商合伙企业，合伙型创投基金在税收上存在不少问题。

他认为，对于投资税收的扶持政策应该适应基金作为“投资管道”的特点，在研究制定私募基金基础性税收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创投基金税收优惠政策。

此外，业内人士表示，按照《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应鼓励创投企业投资处于创业早期的企业。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不乏一些地方政府将创投引导基金当作单纯的招商引资工具，任意介入“市场已经充分竞争的领域”。

对此，刘健钧建议，要引导创投基金增加对中早期企业的投资，应当从政策上将各类基金与工商企业区别开来。

呼吁注册制改革

保险资金作为长期资金，刘健钧认为其与创投作为长期投资有天然的契合性。然而，目前在《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中，从“风险投资”的字面意义理解，禁止保险资金从事创业(风险)投资。

“虽然创投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但可以通过组合投资等途径实施有效风控。”刘健钧称。

针对近年来创投机构的业务特点，在目前股票发行审批制条件下，IPO成为稀缺资源，面对高溢价收益，创投机构重视抢投快要上市的项目，这被刘健钧视为“机会主义行为”。

他表示，为了缩短投资快要上市项目即可获取高额溢价收益的“制度红利”期，促进创投机构的投资理念尽快从“短期投资”转向“长期价值投资”，当前应当加快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度改革。

“对互联网和技术创新性企业，鉴于其具有高成长潜力但创业周期长的特点，应该加快推出从新三板向创业板的转板政策。”刘健钧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