募资难度增加、投资案例数和金额均跌至2010年水平……寒意渐袭PE（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令业内人士惊呼冬天已至。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修改《证券投资基金法》（下称新《基金法》），对PE进行监管，在这个困难时刻，我们希望管我们的是一位善良的婆婆，能给PE一个好的生存环境。”9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中国资本市场法治论坛上，国润投资基金高级投资经理罗文经一席话赢得不少掌声。

　　据《华夏时报》了解，今年6月一审并公开征求意见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草案，有望在10月份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第二次审议。此前引发较大争议的“PE到底由谁监管”问题，即将尘埃落定。

　　按照2005年《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政策》的规定，发改委为风险投资的主管部门。但此次新《基金法》修订，证监会或有望上位成为PE监管主体。

　　PE监管要还是不要

　　在一些人眼里，PE是富人（投资人）与能人（管理人）的游戏，投资者相对成熟，且不涉及公众利益，因此应允许其自由发展。

　　华东政法大学讲师肖宇却认为，成熟的投资者也需要保护，例如麦道夫等著名案件中的受害者都是有钱人，不能认为成熟的投资者就不需要被保护；另外，PE投资人包括社保基金等涉及背后的不特定大多数公众，仍然涉及到公共利益，也涉及系统性风险。

　　中国的PE随着创业板的推出而呈爆炸式发展。据2012年创投行业发展报告，截至2011年年末，全国备案创业投资企业882家，备案创业投资企业资产总规模达到2206亿元，尚未备案的PE有近万家。

　　“PE健康发展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国PE的发展面临无法回避的法律问题，尤其是立法层面的规则缺失极大地制约了其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王利明说。

　　今年6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新《基金法》修订草案中，PE作为非公开募集基金被纳入。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就在修订草案征询社会意见过程中，包括中国股权与创业投资协会在内的25家行业协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一份万言书，反对将PE纳入新《基金法》。

　　该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教授以“不明智”形容25家行业协会的举动。他认为，行业协会联合上书的原因之一就是行政监管恐惧症，担心因被监管而失去生存空间。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立法者在调整PE时一定要彻底打消PE的这一顾虑，努力谋划出PE友好型的新《基金法》。”刘俊海认为，PE不但不适用于专属证券投资基金的、来自中国证监会的行政监管，也不适用于来自国家发改委的行政监管，他主张采取“立法调整+工商登记+PE自治+公平竞争+行业自律+司法救济”的宽松监管模式。

　　谁来当这个婆婆

　　肖宇正负责一个有关PE法律问题的国家课题，她讲述了其调研中的另类发现：PE管理人并非不希望被监管，与她接触的多数人相反要求被证监会监管。

　　他们的观点是，没被监管也意味着地位未被确认，去募资时容易被人当作非法集资；而一旦被有专业监管能力的机构监管，就像增加了一种光环，即政府的信用保障，募资将变得轻松许多。

　　“上世纪80年代流行讲放权，企业要求放权、让利，有的不主张要婆婆。事实上，企业不是不要，而是想要一个善良的、体贴企业的婆婆。”在9月22日的中国资本市场法治论坛上，全国人大法工委原经济法室主任魏耀荣风趣地说。

　　摆在众多PE面前的，是一道貌似不易的选择题：发改委和证监会，谁会是好婆婆？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律界学者指出，25家PE协会上书事件背后，是PE的监管之争。

　　事实上，到底由谁来监管一直悬而未决。2011年初，尚未完备的新《基金法》修订草案中，PE的监管被划归到证监会，就在此草案下发到相关部门之时，国家发改委发布第253号文件，强调加强对PE的监管。2011年底，发改委又出台相关《通知》，以强化对PE的监管地位。

　　在被问及是否存在部门利益争夺问题时，刘俊海认同舆论的推断。他主张上收立法权限，大幅拓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空间；进一步规范国务院的行政立法行为，确保国务院直接起草行政法规草案的领导权和主导权，排除政府部门对行政法规起草程序的主导权；大幅压缩和规范部门立法行为，约束政府部门在立法程序中的参与行为。

　　PE入法非强化行政监管

　　9月22日召开的这场以PE立法为主要内容的法治论坛，因有全国人大法工委负责人以及包括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法学泰斗江平等40多位著名学者出席而备受瞩目。

　　北京朝阳区律师协会金融证券委员会主任敬云川表示，无论是PE还是VC，都是以管理的名义进行投资，为别人理财，以盈利为目的；因此，他们的投资行为涉及到公共利益和金融秩序，不仅需要自律，也需要他律，即适当的监管。

　　江平对此指出，政府对PE的干预要少，因为它终究是当事人之间的协议。另外，诚信和自治最为重要。

　　刘俊海等学者支持上述观点。刘指出，一定要明确，PE入法并不等于强化行政监管，广义的监管模式包括但不限于行政监管，“自律监管也是监管。”

　　他举例说，PE需要进行工商登记，而一旦登记，则不需要再到发改委备案，注册登记与发改委主张的备案实质相同，“为建立健全工商部门与宏观调控部门（发改委、财政、人民银行）、税务部门、证券监管部门、工信部门等之间24小时全天候、360度全方位的无缝对接、信息共享、快捷高效的监管合作机制，有必要将工商登记信息向前述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予以开放。因此，在工商登记之外再设立独立的备案监管系统纯属叠床架屋，徒增监管成本和PE及其投资者的成本。”

　　“对于滥用PE制度非法集资、欺诈投资者、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种监管不能缺失。”刘俊海进一步指出，注册登记是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必要方法，它的作用是掌握行业发展规模，若规模特别大，运作出现问题时，监管应加强；反之，则可以减弱，弹性调整监管力度。

　　《基金法》大事记

　　1997年11月，国务院证券委发布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1999年3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召开了起草组成立大会

　　2003年10月，现行《基金法》公布

　　2004年6月，《基金法》正式开始实施，此后半年内推出六个配套实施细则

　　2008年3月，向全国人大提交《基金法》修订议案

　　2009年7月，组建《基金法》修改小组，标志着修法正式启动

　　2010年12月，《基金法》修法列入2011年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

　　2011年1月，修改征求意见稿下发监管部门、基金公司等机构

　　2012年6月，《基金法》修法一审并公开征求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