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联储还放弃了过去的做法，即在失业率降至可能导致未来通胀的水平时加息。现在，它将等待通胀真正上升，然后采取行动收紧货币政策。它还公开称其最大就业目标具有广泛的基础和包容性，此前，在部分就业市场（如黑人就业市场）仍远未趋紧的情况下，借贷成本一直在上升。

　　智通财经了解到，鲍威尔提出新框架一年后，一些顶级经济专家对新框架提出了一些看法：

　　本·伯南克（前美联储主席）

　　考虑到疫情造成的不确定性，没有任何战略是完美的。而且，在引入该战略时，几乎没有人预料到额外财政应对措施的规模或重启过程的坎坷。尽管存在这些复杂情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策略似乎有可能实现美联储的目标，包括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和中期通胀接近目标。

　　我预计通胀将在未来一两年放缓，这与美联储适度超出目标的目标相符。让通胀和通胀预期持续接近目标，将给美联储带来更大的灵活性和政策空间。

　　判断我们何时达到最大就业将是一项挑战。在许多方面，今天的劳动力市场看起来与疫情爆发前大不相同。例如，参与率是否会回到疫情前的水平，取决于过去18个月如何影响工人和雇主的态度和期望。

　　Alan Blinder（前美联储副主席）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步骤，尽管我当时对“弥补过去通胀错误”缺乏具体含义持批评态度，当然现在依然如此。

　　在疫情爆发时，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更加强调就业目标。

　　很快美联储就会担心通胀预期过高，我认为美联储不会让通胀持续走高。

　　利率将在点阵图释放信号之前上升。如果出台更多财政刺激措施的话，我预计这将在2022年实现。

　　Wendy Edelberg（布鲁金斯学会汉密尔顿项目主任和国会预算办公室前首席经济学家）

　　在考虑种族差异问题时，美联储广泛地搜集有关劳动力市场健康状况的信息当然是正确的。疫情之前，劳动力市场的强劲程度远远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期，没有引发通胀和工资压力。

　　我唯一想提出的警告是，如果历史可以作为指南，那么炙手可热的劳动力市场将不足以在失业率和就业人口比率方面达到种族平等。我们将不得不做一些艰苦的工作，在我们的社会运作方式和经济运作方式上进行结构性改革。所以我们不应该只指望美联储来解决这些问题。

　　Mohamed El-Erian（剑桥大学皇后学院院长、安联首席经济顾问）

　　货币政策有一个有序正常化的窗口。我担心，如果通胀失去控制，这一窗口将关闭。

　　Roger Ferguson（前美联储副主席）

　　出于美联储无法完全控制的原因，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无法达到2%的目标。因此当他们决定制定一个更灵活的方法并明确允许通胀率略高于2%时，我并不惊讶。

　　虽然我支持新制度，但人们必须认识到它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在我看来，决定和沟通允许超调量有多大以及超调时间是有挑战性的。

　　Donald Kohn（前美联储副主席）

　　存在一种不适合我们所处时期的风险。但我同意美联储的看法，这个框架还有待测试，现在作出这样的判断还为时过早。

　　美联储对通胀的基本展望是最好的预测，但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是上行的。

　　但是结局还不清楚吗，如何从略高于2%的通胀率恢复到2%呢？

　　Catherine Mann（将出任英国央行官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

　　在疫情期间解读新的货币政策框架是一个难题。一种解释是，这让美联储能够灵活地评估充满巨大差异的数据，并等待朝着目标取得足够进展。另一种解释是，它为犯下不幸的政策错误提供了太多的回旋余地，任由通胀螺旋式上升，从而失去可信度和独立性。”

　　到目前为止，通胀对政策框架的考验大于就业，进入2022年及以后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工人和企业是否会继续展现出目前只有部分企业拥有的工资和定价能力。鉴于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加强财政和货币政策，无论是国内还是外部增长放缓，都可能会遏制任何宏观工资价格上涨。

　　Adam Posen（前英国央行官员，现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通胀加速的风险可能低于潜在就业不足的风险，这仍然是正确的。不通过采取紧缩政策来“先发制人”仍然是正确的。

　　考虑到经济复苏的性质，考虑到财政政策的巨大的前期负担，以及可能的工资影响和其他因素，我们在未来一年半将面临的通胀将比它们所代表的水平更高、更持久。

　　我担心通货膨胀会成为美国的一个问题，因为财政信誉崩溃，我们党派化的立法机构无法在必要时提高税收。

　　Lawrence Summers（前美国财政部长）

　　我抵制僵化的框架。当你开始提出框架时，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会出现哪些意外情况。我不确定当你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时，做出承诺的好处是否值得你做出的选择。

　　美联储正在从预防通胀的传统理论转变为应对通胀的提议理论，再转向一种进一步的理论，即在通胀最终被证明是永久性的之前不应对通胀，这有点问题。

　　当你的政策有滞后性时，你应该努力减少滞后性，而不是增加滞后性。如果你根据过去的事件而不是预测的未来事件来制定政策，你实际上是在延长政策工具的滞后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