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王永利
如何准确看待和把握货币金融发展的方向，如何在推动货币金融创新的同时避免发生根本性、颠覆式的错误，如何准确判断和有效应对可能的金融风险和危机，仍然是当前必须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
世界正在剧变，货币亦在裂变，从有形到无形，悄无声息，却惊涛骇浪。
货币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以货币为灵魂与核心的金融活动和金融体系，乃至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创新，绵延数千年仍生生不息、日益繁荣，堪称人类社会的一大奇迹。
货币金融的发展，既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又经常引发严重的货币金融危机，造成经济社会剧烈动荡和政府更替，产生巨大的破坏力，货币金融可谓充满神秘和魔力。
随着全球化以及互联网等信息科技的发展，货币金融的发展变化亦在提速。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虽然经主要经济体联合采取力度空前的救市运动，危机得以缓解，经济有所复苏，但危机的根源并未消除，十年后的今天，积累的问题更加严重，面临的风险挑战更加严峻。
如何准确看待和把握货币金融发展的方向，如何在推动货币金融创新的同时避免发生根本性、颠覆式的错误，如何准确判断和有效应对可能的金融风险和危机，仍然是当前必须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而在这一过程中，比特币等网络“加密货币”的出现和不断升温，现在已经形成巨大的国际影响，很多人都相信这种网络“加密货币”将颠覆法定货币体系，其应用的“区块链”技术将形成第四次工业革命，成为信用的机器、价值互联网，将再造生产关系，颠覆股份制、公司制等，对经济社会产生巨大影响。这些情况的出现，使得人们对什么是货币、如何看待当前的货币金融形势，如何应对可能的风险或危机等出现巨大的认识偏差，特别需要准确把握货币的奥秘与逻辑，有效掌控金融的魔力与玄机，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抑制其可能的破坏作用。
那么，货币金融特别需要准确认知和着重把握哪十大要点？
其一是货币裂变：“实物货币”与“信用货币”、“有形货币”与“无形货币”
传统上，关于货币的发展阶段，人们习惯性的划分为初始的商品实物货币阶段、规制化的金属货币阶段、金属本位制下的纸币阶段、废除金属本位制的信用货币阶段等，但对货币脱金后转化成为非实物的“信用货币”，其变化的逻辑以及带来的深刻变化却缺乏足够的认知和把握。
其实，货币脱金转化为信用货币，是货币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裂变，是理解当今社会货币运行最重要的节点。
在此基础上，对货币进一步归类，还可以进一步划分出“有形货币”与“无形货币”两大阶段：
有形货币是指具有一定的实物形态，可以直接用于支付交割的现金类货币，包括商品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等。
无形货币是指没有实物形态，而是以货币数量表示，具有一定信息载体、通过转账清算支付的非现金类货币，如银行存款、电子货币、数字货币等。
货币发展从有形货币迈向无形货币是必然趋势，并在不断加快发展。无形货币的运行是建立在记账清算体系上的，具体的信息载体、信息通道、清算方式等也在不断变化，准确认知记账清算与无形货币，对准确把握货币金融发展方向及其可能带来的深刻变化至关重要。
其二是货币裂变之源：必须准确把握“记账清算”对货币金融的深刻影响
清算方式是货币金融运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影响因素，但由于种种原因，清算方式对货币金融的影响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准确把握。
必须看到，货币的收付清算由现金清算向记账清算转化，是货币金融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转折点，推动货币金融发生了划时代的深刻变化：
记账清算推动货币由有形货币转化为无形货币；
推动货币流动由货币现金流动，转变为货币所有权的流动，并通过债权债务的记录进行资金清算（货币跨境流动，实际上是货币所有权的流动，而不是货币现金的流动）；“外汇储备只能用出去，不能拿回来”，由此形成“外汇储备倍增流动性”的机理；
记账清算有利于缓解贸易失衡产生的货币失衡问题，缓和由此可能产生的国际矛盾；
人民币走出去，应该鼓励记账清算，而不是现金走出去（实际上应该限制现金走出去）。因此，全球人民币清算和交易总中心应该在中国大陆，而不是在离岸；
应该加快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并在大宗商品和金融交易中积极推动以人民币计价和清算，进而有效增强中国货币金融的国际影响力。
记账清算推动货币转化为资本或资金，被赋予特殊的权利义务，进而推动货币金融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形成“虚拟经济”而独立运行，从主要是货币收付向资金融通、金融交易发展，形成了金融发展的三大阶段——“货币金融、资本金融、交易金融”。金融不断迈向新的阶段，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也带来越来越突出的风险。
其三是货币变革的特殊因素：货币金融发展的社会制度背景与文化基础
货币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自秦始皇实现统一诸国，并推动文字、度量衡、货币等诸多方面的大统一之后，一旦中央政府需要大量货币投入，政府无需向社会融资，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征收税赋或扩大货币发行，由此，中国的货币体系相对发达，并且从12世纪开始在世界上率先推出了纸币，但体现权利义务关系的股票、债券及其交易所等金融产品和体系则严重落后。而欧洲由于长时间处于小国林立、相互独立，但又存在密切的经贸往来关系，在一个国家需要大量货币投入时，难以通过扩大货币印制来解决，而只能面向社会，包括其他国家进行融资，相应的，催生其股票、债券、年金及其衍生品交易与相关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推动其率先进入现代企业和金融发展阶段。
可见，货币金融体系和制度的演变受到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的深刻影响，货币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脱离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基础盲目照搬他国货币金融制度，或者完全放弃对货币金融的自主控制，都可能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和危机隐患。
也正因如此，要解释清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货币金融巨大变化的奥秘，必须紧紧联系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脱离这一背景单独就金融讲金融，是不可能解释清楚的；要准确把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和走势，也必须放在全球化大背景和上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才能做到。
其四是货币演变之本：货币发展演变的逻辑与规律
货币从初始的商品实物货币发展到规制化的金属货币，再到金属本位制的纸币，再到废除金属本位制的信用货币，不断演进的基本逻辑是：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货币可能发挥的功能作用很多，但最根本最基础的功能是“价值尺度”，是为交换交易服务的。而要发挥好价值尺度的功能，就必须努力保持货币币值的相对稳定，否则，如果货币币值剧烈波动，价值尺度就会失效，货币整体功能的发挥、经济金融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稳定都将受到严重冲击。
要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理论上就需要保证一国货币总量与该国主权范围内受到法律保护的，可货币化的社会财富的总规模相对应，进而保持社会（消费）物价总指数（CPI）的相对稳定，需要对货币投放和货币总量进行有效调控，因而形成了货币政策并成为现代国家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其中，通货膨胀率（物价总指数波动率）就成为世界各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这样，货币就需要从社会财富中完全脱离出来，转变成为社会财富的价值表征物、对应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货币总量与财富规模的对应，并保持货币币值的相对稳定。
相应的，黄金、白银等曾经作为货币的贵金属，就必须回归其社会财富的本源，完全退出货币舞台，不可能再退回去重新担当货币。货币本身不再是实实在在的财富，而完全转变成为价值符号，成为一种纯粹的信用货币，这是货币发展史极为重要的裂变。
一国货币只能以该国主权范围内能够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财富作为对应，而不能以他国的社会财富作为对应，除非他国法律许可。因此，货币必然上升为国家“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
由此，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的设想，以及在国家难以消除的情况下，有关“超主权世界货币”的设想，都难以实现；比特币等高度模仿黄金原理设计的网络“加密货币”，违反了货币发展演变的逻辑和规律，难以成为真正的流通货币，只能是在特定的网络社区或商圈运行的专用币和虚拟币，不可能颠覆和取代国家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
其五是货币有效管控：信用货币的投放需要严格的管理和约束
放弃金属本位后，货币成为可以人为调控总量的信用货币，推动货币政策成为宏观调控两大政策工具之一，货币金融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这是货币发展的巨大进步，但也由于失去金属本位的约束，多种因素非常容易引发货币超发滥发，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建立健全严密的货币管理体系和规章制度。这里包括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职责划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保护，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确定和执行，商业银行的经营监管等等。
货币管理体系和规章制度健全有效，是一个国家货币金融品质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保证。为此，需要清晰地把握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途径和方式，派生货币与货币乘数控制的方式与工具，明确严格控制央行直接面向社会提供贷款等信用投放的原理，以及打破由央行支持的金融机构“刚性兑付”与商业银行隐形保护形成的“大而不能倒”的必要性等，有诸多问题需要准确认知和有效把控。
其六是中国货币剧变之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扩张与金融稳定创造奇迹的根源
1978年末我国货币总量为1159亿元，1999年末达到11.76万亿元，2017年末为167.68万亿元，相当于1999年末的14倍，1978年末的1447倍，这在主要经济体中是极其罕见的，在货币剧烈扩张的情况下，中国金融和经济社会还能保持基本稳定，同样属于奇迹，充满神奇。
要探析这一奇迹，需要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发展的“30年阶段论”及其发展趋势：
1949-1979，中国由高速增长转变为濒临崩溃，最终启动改革开放；
1979-2009，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由濒临崩溃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09-2039，保持相对较快发展，中国完全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2039-2069，中国有可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世界领先的现代化强国。
同时，还需要深入把握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年周期性”：
1979-1989，开启改革开放，但充满争议和矛盾，最后爆发重大政治风潮，改革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1989-1999，柏林墙被推倒、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推动中国由激烈争论到趋于冷静，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压倒一切成为主流，1993年经济加快发展，但货币金融问题随之快速积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南方大水，经济下行，问题集中暴露，1998年下半年至1999年中国再次遇到严峻挑战；
1999-2009，中国全面深化住房、教育、医疗体制“三大改革”，资源变资本、资本加杠杆，推动经济明显升温，并为加入WTO奠定了重要基础；2001年12月加入WTO，进一步深刻改革开放，吸引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流入，发展速度明显提升，更加融入全球化大潮。2008年9月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再次面临巨大冲击；
2009-2019，中国及时调整宏观政策，在危机后率先止跌回升，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快速上升，中国的崛起正在推动世界格局深刻变化。但中国积累的问题也更加严重，2012年开始经济下行，很多矛盾集中暴露，2018年十九大明确了新时代、新思想、新方略，极大地坚定了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但也引发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特别是美国的极端反抗，国际矛盾异常严峻。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换挡转型非常关键的调整期、探索期，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金融系统性风险已经成为国家三大攻坚战之首。
尽管当前面临巨大挑战，但放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去看，中国仍处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发展过程之中，改革发展仍有很大调整空间，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发展阶段性来看，中国仍是机遇大于挑战，前景无限光明。
正是在国家坚持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稳中求进的情况下，中国货币金融才能保持基本稳定，没有发生重大震动和严重危机。但这并不代表就没有危机隐患，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宏观形势，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做好应对更大挑战的充分准备。
其七是中国货币之“源”：央行（国家）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
央行购买外汇，形成央行（国家）外汇储备，从1978年末的1.67亿美元，1980年末的-12.96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6月末近4万亿美元，再到2016年末下降到3万亿美元并基本上延续至今，引发央行外汇占款（基础货币）的大幅变化，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影响货币投放最重要的因素，成为研究中国货币金融必须高度关注的重要课题。
在1994年央行外汇储备突破500亿美元后，对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一直充满争议，对此，必须有客观的分析和明确的态度。作者认为：
国家外汇储备并不存在严格的合理标准，所谓外汇储备合理标准可能是个伪命题；
央行外汇储备增加，基础货币扩张，并不代表货币总量就一定会同比例扩张，完全可以通过压缩货币乘数合理控制货币总量；
只要不是依靠外债增加的，央行外汇储备的规模就成为抵御外部冲击，增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保证，可以说多多益善，多比少好（中国巨额国家外汇储备，饱受争议，却受益匪浅）；
应对外汇储备大规模扩张或收缩，必须有良好有效的应对机制，中国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非常重要的宝贵经验，但仍需要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加强央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与央行对存款性机构资金拆借的协调（降准不应成为货币政策禁区，需要从货币供应的源头上加强资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与存款保险制度的协调；
需要改进和加强央行外汇储备反映和监督，如实反映央行外汇占款与外汇储备货币投放情况，以及央行外汇储备的运用及其损益情况，建立国家外汇储备向国务院、全国人大定期汇报制度与合适的公开披露制度。
其八是中国金融谋略：新时代国家金融战略的规划和实施
2007年爆发美国次贷危机和随后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主要是积极应对其带来的冲击，促进金融创新，包括资产管理和银行理财、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的发展等，迄今十年时间，整个国家金融改革发展的规划与实施明显滞后。
十九大已经提出，到本世纪中叶，要分两步走，实现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并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金融系统性风险列为当前三大攻坚战之首，这就要求作为国家重要核心竞争力，国家安全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必须切实加强加快推进国家金融战略的规划和实施。
围绕增强中国金融活力与综合实力，要完善多层次金融运营体系和治理体系，促进金融创新发展，着力建设现代金融体系；
围绕增强金融的国际影响力，着力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积极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在规则制定和有效落实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必须把所有金融业务、金融体系放在一起，全面分析、统筹把握中国金融的现状、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与国家战略目标的差距，重新梳理和科学规划金融底层架构和上层组织体系，尽快形成国家金融战略规划或金融改革开放指导意见，切实推动深化金融改革、扩大金融开放；
要进一步改进和加强金融重要指标核算与统计的科学性、准确性、完整性。
其九是金融未来之路：互联网发展对货币金融的影响
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的发展正在对人类社会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未来有可能实现信息互联网、计算机互联网、实物互联网的交融发展。这也必将对货币金融产生深刻影响，必须高度重视。对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等，既要积极探索有效利用，又要保持理性避免重大错误。
要理性看待区块链、数字币，深入探索网络加密“数字货币”能否成为真正的货币，如何准确定位与有效监管，以及如何准确把握与有效利用区块链技术。
实际上，比特币这类模仿黄金，总量和阶段性产量提前设定、不可调节的网络“加密数字货币”，违反了货币发展的逻辑与规律，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货币，而只能是网络社区和商圈的专用币（社区币或商圈币）；网络社区可以有自己专用的身份识别信息和网络专用币，日常运行时可以不必逐笔交易都验证和运行法定的身份信息和法定货币，从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但一旦其与法定货币产生兑换，则必须满足金融监管的相关要求，并严格限定专用币的使用范围；区块链目前仍处于初创期、探索期，面临“去中心、高效能与安全性”不可兼得的“不可能三角关系”，不可盲目夸大、轻言颠覆，不应聚焦于挖矿造币、资本炒作和社会集资，而应该注重于解决现实世界的实际问题，具体应用应该跳出挖矿造币完全封闭的比特币区块链范式；央行主导的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更不可能是像比特币一类需要挖矿产生的全新的货币体系，而只能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智能化。
其十是金融国际愿景：世界剧变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全球化发展，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推动世界格局深刻变化，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已经进入有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成为必然趋势和现实结果。这也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特别是IMF的变革迎来重大历史机遇期，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推进其深刻变革。
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比较现实的选择并不是急于打造超主权新的世界货币，而是在维持国家主权货币相互竞争、优胜劣汰，形成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格局下，顺应世界多极化发展潮流，深刻变革乃至重新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体制机制，增强其基金规模和实际的调控能力。
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也不要寄希望能够很快取代美元的国际中心货币地位，在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下，很难再出现像二战结束时美元独统天下、遥遥领先的局面，国际货币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多元化，比如，美元、人民币、欧元三足鼎立的格局。这是需要研究和把握的格局货币大潮流问题。
(本文作者介绍：前中国银行副行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