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逾花甲的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从未停止关注中国。

　　1993年，他从大洋彼岸的美国搬到中国北京，担任世界银行[微博]驻中国首席代表。“我观察到中国最重要的变化，在于人们的思维和态度。人的思想变得更开放，很多方面更加自由。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巨大经济和社会进步，让许多中国人看起来更加自信。”

　　鲍泰利对上证报记者讲这番话时，中国刚刚新批了广东、天津、福建三个自由贸易区，并将上海自贸区的面积扩展数倍。两天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开始了亚欧之行，为新丝绸之路“开道”。某种程度上，鲍泰利所说的“中国思维和态度的变化”正是体现在这一连串大国策略的地理位移和布局上。

　　地理不但决定人间际遇，还影响着世界秩序。2014年，从金砖银行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从丝路基金到欧亚高速运输走廊，中国力量正塑造世界经济新格局。

　　重构秩序 中国率新兴经济体突围

　　中国的增长故事牢牢吸引着人们的眼球。IMF[微博]和世界银行在今年10月召开的年度会议，大致标志着历史性一刻的到来：IMF称，中国2014年的GDP将达到17.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17.4万亿美元的产出，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史蒂芬·罗奇往来中国变得频繁起来。不久便迎来经济史上的大事件——亚洲金融危机。

　　那是谜一样的时代。相伴而来的，是一场权力再分配。从危机出发，亚洲经济体展开内部结构及储备调整，世界范围内开始谈论“东方崛起”。

　　“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崛起。”罗奇说，“无论是作为一个经济体、一个区域和全球力量或是一个国家，它都变得更为成熟。中国从自己和其他国家的历史中学到了很多，这种经历便是成熟的本质。”

　　2007年，他出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一年后，金融危机再次席卷全球。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已届六年，美联储也在10月底正式结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宣告“后危机时代”开始，世界经济仍未完全摆脱危机阴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IMF)的预测，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3%，远低于此前预期，也低于危机前水平。

　　但中国的增长故事牢牢吸引着人们的眼球。IMF和世界银行在今年10月召开的年度会议，大致标志着历史性一刻的到来：IMF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14年的GDP将达到17.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17.4万亿美元的产出。

　　英国金融时报注意到，自19世纪末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以来，这份榜单从未发生如此重大的改变。据IMF测算，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保持在7.4%的较高水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7.8%，仍然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

　　作为一个先行指标，2014年新兴经济体的股市大放异彩。在彭博资讯所统计的所有93个世界主要股票指数中，按照美元计价调整后，中国的上证综指今年以来回报率位列全球第一，高达45.87%，并且是全球唯一涨幅超过四成的主要股指。紧随其后的分别是委内瑞拉IBC指数及巴基斯坦卡拉奇证交所KSE100指数，两者涨幅均超三成。

　　“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全球重要性的经济体。”鲍泰利表示，目前，中国已经深深融入全球经济，在一些地区发挥全球领导作用完全必要，这会是它的新角色。

　　不过，这种变革并非是一家独大，而是伴随包容与合作。罗奇为目前的全球经济形势列出如下三个关键词：全球化、再平衡和信任。他向上证报记者表示，“一个趋于整合的世界，有着对各自经济结构作出调整的迫切需要，为了成功完成这项任务，不得不彼此依赖，由此获得这些转变带来的集体利益。但这也需要更有包容性，需要面对日益严重的不平等。”

　　携手邻邦

　　中国构建互联互通亚太生态圈

　　正如中国需要全球市场一样，世界也需要中国作为应对挑战的伙伴。对中国而言，如何协调不同的价值观和市场是一种迥然不同的现实考验。

　　地图成为协调对外政策的一面镜子。十八世纪加勒比海的砂糖生产与北非的贸易带来了资本主义，明朝中后期，南美洲白银通过海上航线被运往中国，令经济全球化的轮廓更为清晰。

　　而在二十一世纪，这种突破地理空间的秩序让跨地域合作更进一步。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部长级会议成为一大标志性事件。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各国参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这是推动全球互联互通的“中国模式”。

　　从中国内陆的工厂出发，卡车将商品运输到深圳或上海等港口，然后装船启运，经过五周时间，绕过印度、穿过苏伊士运河到达欧洲西部。但是，如果换乘“丝绸之路”列车，这一运输时间便可以缩短至少一半。习近平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把中国丝绸、瓷器和玉器运到欧洲的古丝绸之路，起点就位于他的家乡陕西。“我仿佛听到了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看到了大漠飘飞的袅袅孤烟。”

　　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的“丝路基金”，则为“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平台。而今年10月，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21个国家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成为资本输出战略性平台，更好地承载“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需要有中国的金融资源支持，具有长期全球意义。”鲍泰利说道，“我很遗憾美国决定不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从我个人的角度看，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全球经济大部分的未来及数十亿人的福祉会因为丝绸之路项目的实施而受到影响。这是中国国际领导力的例证之一。”

　　北京APEC还决定在现有区域自贸安排基础上，尽早建成亚太自贸区，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战略。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国内构建自贸区、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等，将“带”与“路”相连接，真正沟通起亚太经贸的循环链。在上海，作为亚太经合组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示范口岸，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正在酝酿之中。

　　“中国模式”为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希望。二十国集团(G20)峰会通过的《布里斯班行动计划》，一致同意增加基础设施投入。世界银行最近通过其全球基础设施基金，呼应中国的倡议。

　　至此，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互联互通的宏伟蓝图初绘。德国之声发表评论称，自1991年以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由华盛顿决定的世界秩序中。“这次APEC峰会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从今往后，亚洲将自己解决问题，不再需要西方的参与。”

　　罗奇表示，“如果中国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微博](WTO[微博])并融入更广泛的全球经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不会发生。不过，中国已经发现，这种经济存在局限性。通过推出主要区域和全球一体化的新举措，中国正在推动下一阶段全球化方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一带一路’举措对于进一步推动亚洲的泛地区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在亚太经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这个人口占世界40%、经济总量占世界57%、贸易总量占世界48%的地域空间正在互相合作中拥抱全新的未来。

　　货币力量 人民币争锋国际话语权

　　中国的崛起让世界越来越不愿意忍受美元计价体系带来的不稳定性。但是，解决方案并不在于用人民币取代美元，而在于强化世界唯一的全球货币——IMF的特别提款权的作用。

　　七十年前，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一次联合国[微博]会议首次确立了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边经济制度，是为“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尽管该体系于1973年宣告结束，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已然确立。斗转星移。如今，在金砖银行成立、石油人民币等崛起的背景下，全球货币体系正在发生巨变。

　　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介绍，布雷顿森林会议带来了三大体系，其中包括建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前身)和IMF两大机构，前者致力于扶贫，后者扮演金融“消防队”的角色，此外还有1948年正式生效的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微博]前身)。

　　“虽然现在不能说金砖银行会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但已经反映出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制定规则的主导权。”他对上证报记者说。

　　而在彭博经济学家欧乐鹰看来，中国经济外交战略中的“两手准备”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一种货币力量。

　　他对上证报记者说，“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的这几年，我们看到了世界经济运行方式的明显重塑。G20及新兴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中国似乎在经济外交战略上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它正在世界银行和IMF等全球性机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亚洲大国和一个新兴市场，它在区域内发展了一套独特的贸易制度，并在投资和金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7月，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创立不啻于一场金融格局地震。陆红军认为，一种“双机构双基金”的格局由此形成，即全球基础设施中心、世界银行新的全球基础设施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丝路基金，下一步还将涌现更多的同类区域性金融(如海上丝路基金)机构。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的机构反映出一个时代正逐渐远去的现实。世界已经改变，基本上是越变越好，因为穷国与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小。金砖银行体现了这一点，它是未来的一个缩影。

　　与多元化金融体系相伴而来的，还有“特里芬难题”。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提出：如果没有别的储备货币来补充或是取代美元，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必将崩溃。

　　有海外媒体评论称，中国的崛起让世界越来越不愿意忍受美元计价体系带来的不稳定性。但是，解决方案并不在于用人民币取代美元，而在于强化世界唯一的全球货币——IMF的特别提款权的作用。

　　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中国政府正在力推的人民币国际化其实更大的好处在于分散单一美元计价体系的风险。这一努力包括与美元、澳元、新西兰元、英镑和日元等多国货币建立清算安排，以及在中韩自贸区实现韩元和人民币自由兑换等。

　　其中一项枢纽措施则是沪港通，它打通了中国与世界的金融脉络，让人民币国际化真正打开窗口。此外，法国、德国、英国及新加坡等国已获得了RQFII配额。

　　“石油人民币”的崛起成为另一项重要进展。海外媒体近日披露称，阿联酋与中国将很快启动35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阿联酋将设立人民币清算中心。这是一个月来第二个推进与中国进行本币互换的中东产油国。这意味着人民币在渐渐向“石油美元”的核心地带——中东渗透，由此将带来在全球化贸易体系中更高的地位。

　　数据显示，自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目前我国跨境人民币结算量累计已突破16万亿元，海外人民币资金存量预计已达2.6万亿元左右，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七大支付结算货币、第九大外汇交易货币。

　　资本“羽化” 中国制造借助产业资本出海

　　在渐次浮出的新的世界秩序中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世界不再由单个国家所主宰，更为开放的经济和文化带来了“多极化”的角力。在此过程中，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中国正以一种全新的力量改变这个世界。

　　全球贸易管理解决方案供应商Amber Road的中国区副总经理唐涛今年的工作相较往年变得更忙碌。伴随各类自贸协定谈判加速进行，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想要走出去。

　　“我们得到了更多客户的咨询。”唐涛对上证报记者说。

　　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中韩中澳自贸协定还未正式签署，但有越来越多像Amber Road这样的企业开始关心如何享受自贸协定带来的益处，如何利用系统工具去分析可以应用到自贸协定的业务，以此来协同采购以及与其他部门进行内部准备和调整。

　　“过去中国企业的外贸，往往局限在中国工厂代工生产、中国口岸交货；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积极拓展全球的业务，包括发展贸易网点，开设在海外的工厂和办事处。”唐涛说。

　　Amber Road的名字来源于古代欧洲著名的“琥珀之路”：公元前古希腊和罗马的商人们，将琥珀运送到地中海诸国，由此带来贸易的兴盛。

　　经过世纪更迭，琥珀和香料等作为贸易主要货物的时代一去不返，电脑等电子产品如今成为穿梭在贸易要道上的主流，这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象征，也缔造着“中国制造”的未来。

　　如今，这种“未来”正以全新的形式出现：以石油天然气为代表的能源贸易实现了资本与资源的互换。今年，中俄结束了长达10年的天然气供气谈判，正式签订《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两国还签署了西线天然气管道供气协议，积极商谈油田大项目合作。

　　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在海外媒体撰文指出，这个世界并不存在奇迹，中国也在经历这种渐进的阶段转换。提高生产力必将被赋予更大的权重，这对资本和劳动力的质量提出了许多要求。越来越多领域亟待资本密集型的投资。高铁及基建等“中国制造”正在用这种产业资本与工业制造组合输出的形式，活跃在世界贸易舞台。

　　阿根廷政府曾从中国机械设备工程公司购买24.7亿美元的铁路设备，其中21亿美元由国开行提供项目贷款融资。今年3月，在莱茵河畔的德国港口城市杜伊斯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三声锣响中迎接一趟货运列车到站。这条“渝新欧”铁路总长1.1万公里，起点为中国西部城市重庆，这是连接中德两国经济的“新丝绸之路”。

　　四个月后，连接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和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高速铁路二期工程顺利实现通车。该铁路工程的完工标志着中国首次在海外参与建成了一条高速铁路，其中也包括中方所提供的7.5亿美元贷款。临近岁末，中泰铁路合作重启、中欧陆海快线、中国企业签下百亿美元尼日利亚沿海铁路大单，中国的产业资本输出亮点频频。

　　“通过跨边境修建公路和铁路以及对亚洲港口进行升级，中国正将邻国的繁荣与政府间关系绑在一起。”研究咨询机构龙洲经讯资深亚洲研究员汤姆·米勒认为，“这是为了恢复中国在亚洲的核心地位。”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则在《大外交》一书中直言：世界新秩序，部分是过去的延伸，部分则毫无先例，它和它所取代的旧体制一样，必须对下述三个问题提出答案：国际秩序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它们互动的方式是什么？它们互动，以什么为目标？

　　答案也许不会很快揭晓。但在渐次浮出的新的世界秩序中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世界不再由单个国家所主宰，更为开放的经济和文化带来了“多极化”的角力。在此过程中，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中国正以一种全新的力量改变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