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指出，今年三季度以来，在美国QE3、QE4以及全球量化宽松的大背景下，海外资金再次逆袭中国。从国内金融数据看，也出现了较大的改观：央行公布数据显示，11月份社会融资总量持续增长累积量比去年同期增长22.61%；从增幅上看，今年1-5月份各月累计值均低于去年同期，而随着政策宽松加码，随后的几个月持续增长，进入四季度增速加快。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需求不振等因素，货币活性并未得到根本性改观，这给货币政策效力发挥打了折扣。

　　央行货币政策预调微调的方向已经逐步转向宽松。当前，货币增速显著上升主要是央行大额逆回购不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以及叠加居民和企业存款的大幅增长。数据显示，受年末流动性资金需求增加带动，企业短期贷款大幅度增加，对货币增速加快贡献巨大。然而，如果进一步深入分析，与以往货币高增长不同的是，当前货币需求变化在供求平衡中占据主导，需求不足已经成为信贷增长的最大掣肘。

　　当前，中国货币调控的空间狭小，货币政策遇到了进退维谷的难题。内外部环境决不允许放松货币控制。从国内宏观情况看，当前通货膨胀压力犹存，产能过剩风险积聚，房地产市场已经积聚新一轮反弹能量。而过剩产能对应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实际上都是银行体系潜在的不良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政策调控必须考虑节奏和力度，宏观经济环境并不支持货币政策动用降低利率等总量型工具。

　　从国外形势和国际资本流动趋势看，全球新一轮流动性宽松卷土重来，QE3推出后已经使持续近一年的短期资本流出转变为新一轮短期资本流入，而QE4所累积的效应也会在明年进一步显现，价格上涨会使中国面临输入性通胀压力，给中国稳增长、调结构和控通胀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向前进不容易，向后退也很难，这更需要央行的货币调控有更多智慧。从根本上讲，货币活性来自于需求端的呼应。中国当前经济增速回落是内外需萎缩叠加造成的，释放流动性并不会有效缓解内外需萎靡和产能过剩压力，反而会给宏观经济发出扭曲的信号，抬高金融和债务风险。当然，货币政策是需要做出调整的，但货币政策调整必须着眼于解决两大矛盾：一是总量和结构的矛盾；二是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因此，政策必须创新，除了可考虑放松商业银行的存贷比之外，还可以考虑降低超储率以提高货币乘数。

　　文章最后总结称，央行可以采取货币政策稳中趋紧，信贷政策稳中偏松的组合。此外，央行还须强调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结合运用，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大体稳定，通过市场化来配置资源，使资金信号、资金成本反映真实的社会和实体经济的需求，通过市场化的引导和配置，使资金能够真正配置到它所需要的地方去，而不至于使一些资金过度的流到虚拟经济中，导致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毕竟，明年经济的总体思路还是保证经济发展的质量，这需要货币信贷政策有更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来源：中国证券报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