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截至2010年1月19日，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中国银行业全部新增人民币贷款已达1.45万亿元。即使在经历了去年的天量信贷之后，这样的信贷投放速度仍让人感到吃惊。

　　过去各界对天量信贷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大放贷之后的大不良”，害怕将来再出现严重的不良贷款问题，甚至将中国银行业几年来的改革成果全部断送掉。但目前一个新的幽灵如约而至——通胀。虽然官方数据显示，通胀依然非常温和，但人们对未来通胀形势的发展已是日益忧虑。

　　现在的形势颇有进退两难之感。一方面，大力度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于中国经济去年的保八发挥了关键作用，假如现在就实施退出战略，宏观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增长趋势将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不良贷款问题和通胀又迫使决策层不得不开始考虑紧缩的问题。似乎中国经济只能在冒险增长和冒险衰退之间做出极端取舍。

　　实际上，这样的困局预示着旧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正在日益显现，简单的用宏观政策来保持总需求的稳定正在变得越来越难。话既至此，包括汇率在内的结构改革政策就该登场，否则中国经济可能终有一天会走入一个无法腾挪之地。为此，本报最近专访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副教授施建淮，请他来分析一下目前的中国经济状况。

　　经济增长仍不坚实

　　《21世纪》：2009年7月，您在接受本报采访的时候认为“通胀并不一定是非常紧迫的问题”(详见2009年7月6日本报33版《“通胀并不一定是非常紧迫的问题”》一文)。事后来看，通胀在去年的确不是大问题，全年CPI同比下降0.7%。但近期形势似乎有变，继去年11月CPI转正之后，12月CPI同比增长了1.9%，比11月的0.6%有了明显增长。您现在对通胀持什么看法？

　　施建淮：和去年7月份相比，中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首先，经济增长率目前已经恢复到比较高的水平，去年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长了10.7%，全年GDP增速达8.7%。其次，外部需求企稳，外需重新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例如去年12月出口同比增长17.7%，自2008年11月以来首次实现了同比正增长。在这样的情形下，CPI近期由负转正，而且出现了明显的增长。

　　目前中国出现了低水平的通货膨胀，但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温和通胀不但不是一个问题，可能还是一个理想的结果。比如说对实行通胀目标制的国家来说，其货币当局会设定一个通胀目标，例如2%的通胀水平，通货膨胀率高于和低于2%都不是理想的状况，如果低于2%，央行就要通过货币政策把通胀率提高。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央行接受的通胀率会高一些。

　　现在的问题是今年的通胀形势会怎么发展？通胀率会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上，如2%-4%，还是会不断上升，达到8%或更高？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还是取决于一个基本问题，就是目前的经济增长是怎么实现的。去年中国经济顺利保八，这是在非常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下，通过公共部门大规模投资实现的。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可以让GDP增速迅速上升，但这并不表示微观经济已经重新进入了一个正常的增长通道。现在中国经济的增速虽然上来了，但私人部门的需求(包括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并未恢复。外需虽然有所恢复，但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短期内不可能恢复到危机前，因此中国的外需估计也无法重新回到危机前的那种高增长状态。这些因素意味着目前的这种增长可能仍不是很坚实的。

　　另外，在判断今年的通胀走势时，还要看今年政府是否还会延续去年那样大规模的支出政策，是否还会继续大幅度的货币扩张。

　　《21世纪》：现在各界都在谈对今年通胀的看法，您刚才也谈了自己的观点。有趣的是，虽然大家都承认价格有明显上涨，但对通胀前景的看法却明显分为悲观的乐观的。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乐观派主要是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提出了农产品丰收、猪肉充足和产能过剩等抑制通胀的理由；而悲观派则主要是从需求的角度来分析，提出了流动性过剩、广义货币供应量(M2)持续高速增长以及通胀预期显著等推动通胀的理由。您对这两派观点怎么看？

　　施建淮：我觉得这两类看法都有一定的偏颇，因为价格水平是供需双方决定的，除非你假定其中一方不变，否则只从一方来看问题会有偏误。比如说，今年农产品丰收了，但假如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更快，那么农产品的价格还是会上涨。同理，虽然政府向市场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但由于目前经济中依然存在大量的闲置产能，因此增发的货币可能会更多的导致产出增加，而非价格上升。所以在讨论通胀的时候，应该顾及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因素，这样才是全面的。

　　提高准备金率并非紧缩开始

　　《21世纪》：近来有人撰文指出，反通胀不能只靠货币政策，其主要论点在于金融危机爆发后，央行没有改变利率和准备金政策，但却出现了天量信贷，由此改变了整个流动性的宏观环境。该文进一步提出，要控制通胀就需要控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改善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并改变监管部门对资本监管不到位的问题。您如何评价这一观点？

　　施建淮：这样的观点值得商榷。中国的货币政策并非只包含利率和准备金政策，包括公开市场操作、窗口指导和对信贷规模的行政控制都可以归于货币政策之中。去年央行虽然没有改变其利率政策和准备金政策，但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增加了基础货币投放，并放宽了商业银行的信贷额度，鼓励其增加放贷，所以去年的天量信贷并非与货币政策无关。相反，这恰恰反映了央行去年的货币政策取向。去年官方的声明是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有时候官方说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等到说宽松货币政策的时候，那就是非常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了。当然，央行能够调控信贷的数量，但信贷的质量和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还需要金融监管部门，如银监会，去控制。对商业银行资本金比率的要求也会对信贷数量有一定影响。

　　《21世纪》：最近人民银行提高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而且央票的利率也有上涨，因此有人认为央行已经开始紧缩了。但最近又有报道声称，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建华表示，存款准备金率仅是央行多种货币政策调控工具之一，央行本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一定程度上仍是一个中性的工具，并非货币政策收紧的标志。存款准备金率的调高可以对冲掉投放出的货币，但本次调整主要目的是为了对冲额外投放出的货币，并非为了对冲实体经济当中的流动性。您如何评价张建华的这个观点？

　　施建淮：我基本同意这一观点。央行最近的政策操作，一是提升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是提高了央票利率，我认为这都是典型的冲销资本流入货币影响的政策，主要是应对资本流入的问题。

　　在2008年9月雷曼破产之后，中国曾一度出现了外汇流出的现象。但从去年第二季度开始，外资再度呈现出大规模流入的状况。根据外管局公布的数据，去年一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了4531亿美元。虽然这里面包含了汇率变动造成的估值效应，但可以肯定的是，去年全年仍有数千亿美元的外汇通过各种途径流入国内。由于去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基本稳定在6.83：1左右，因此我们可以大概估算出，仅新增外汇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就接近3万亿人民币，这不是一个小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