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以来，中外贸易摩擦日益升温的同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也不断增大，而且二者纠缠得越来越紧密。

　　以去年11月奥巴马访华为例，首先是奥巴马在11月10日高调宣称将与中国政府讨论人民币(升值)问题，随后在11月11日至15日，IMF、世界银行、OECD以及欧、美、日各国政要对人民币汇率的指责彼此呼应，各大国际机构与政府要员这种异乎寻常的默契无疑是想造成一种人民币已成世界公敌的舆论氛围。但奥巴马访华期间并未获得中国政府关于人民币升值的任何承诺，奥巴马回国后，美国商务部随即宣布对中国油井管相关产品实施10.36%至15.78%的反补贴关税制裁。2009年的最后一天，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以6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批准了商务部的这一裁决。该案涉及金额约27亿美元，创美国对华贸易制裁案单笔金额历史新高。

　　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即使人民币兑美元恢复升值，也不能有效降低中美贸易摩擦，这是由美国深刻的内在政治、经济结构调整需求所决定的。

　　首先，美国以金融手段收割利益的时代正逐渐远去。

　　华尔街凭借金融创新技术优势制造泡沫，评级公司凭借舆论垄断助推有毒资产扩散，美国凭借美元霸权地位以邻为壑转嫁增长成本，这是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以金融力量收割世界的基本技术框架。危机的爆发使得全世界对这种利益转移模式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故伎重施的成本明显加大。

　　为维持经济金融霸权，美国必须进行策略调整，这也是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萨默斯去年7月宣称“美国必须成为一个以出口而不是消费为基础的经济体，必须振兴制造业而不是金融手段”，随后在9月G20匹兹堡峰会上美国力推《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的深层次原因。

　　然而无论是振兴制造业，还是奥巴马大力鼓吹的新能源科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通过设置贸易壁垒，降低国内就业压力就成为美国政府难以回避的问题。因此，小布什时代中美雷声大雨点小的贸易摩擦，很可能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演变成倾盆大雨，2009年也许仅仅是个开头。

　　其次，美国就业正在发生结构性大调整，高失业率可能长期化。

　　根据美国劳工部数据，2001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工人数量大幅滑坡。2001-2007年，美国制造业工人减少了340万人，比2000年下滑19.6%。但幸运的是，2001-2007年，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刺激了美国服务业的高速扩张，服务业新增就业人数高达823万，从而完全弥补了制造业岗位的流失。这七年中，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也对增加就业岗位功不可没。2001-2007年，伴随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以及美国泡沫消费的升温，美国建筑业、金融业以及专业和商业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大增，7年间建筑业增加就业岗位61万，金融业增加84万，专业和商业服务业增加128万。

　　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制造业岗位流失加速，2008年至2009年11月，制造业失去了223万个工作岗位。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也直接导致建筑业、金融业以及专业和商业服务业这三大相关行业就业大幅萎缩。2008年至2009年11月，服务业总就业人数减少268万，其中与房地产泡沫关系密切的金融业以及专业和商业服务业就分别减少了61万和118万，占服务业岗位流失的67%，危机前7年增长的就业岗位损失殆尽。与房地产泡沫关系最密切的建筑业流失了167万个岗位，其全行业就业人数一下退回到1997年的水平。

　　目前全美家庭总数1.1亿，已居住房屋1.1亿栋，美国的住房拥有率高达68%，房屋空置单元总数从2000年底的1365万栋提高到2009年9月的1884万栋，增长38%。随着美国社会老龄化加剧，美国房地产业几乎不可能再现当日辉煌，与房产泡沫密切相关的泡沫消费也很难重振雄风，而这又会直接导致金融、零售、交通运输等服务行业随之面临极大的就业压力。换句话说，如果美国制造业继续萎缩，美国的其它行业已经几乎不可能吸收其流失的就业大军。

　　笔者认为，如果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的失业率不太可能恢复到危机之前5%以下的水平，6%以上的失业率可能成为常态，而这也是美国此轮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如此汹涌的客观经济基础。

　　第三，奥巴马必须维护民主党的票仓。

　　工会作为民主党的传统票仓，其贸易保护倾向是奥巴马政府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是本届美国政府与布什政府的根本区别。如果说主要代表华尔街利益的布什政府发起贸易争端主要是为达到各种政治目的的战术手段，那么在奥巴马执政期间，贸易保护很可能成为美国战略性的基本国策之一。

　　综上所述，当前我们已经不能单纯从外贸角度考虑人民币汇率问题，我们很难以升值换取海外贸易壁垒的降低。如何综合利用包括汇率在内的一揽子工具应对外部需求可能长期疲软的风险，为我国内需市场的扩张营造良好环境才是更为迫切的任务。(作者单位：对外贸易大学金融学院)